青年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前的文化激进倾向(3)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袁咏红 查看：
其二，在科举功名和出仕任官方面，青年知识分子与立宪派人士也有较人差异。已统计的立宪派25人中，秀才有徐勤、宋恕、马相伯、王国维、李伯元、孟森等6人。举人有梁启超、麦孟华、汪康年、杨度、黄炎培、林纾、曾朴等7人。进士有张元济、康有为、沈钧儒、夏曾佑等4人。即25人LJ有传统功名者共17人，所占比例为2/3。这25人中，在作官或在衙门及官办学堂、企事业中任职当差者共有10人，其他人部分则参加了立宪派组织或谘议局的活动。而统计的70余位属革命派的新式知识分子中，有黄兴、汪精卫、陈独秀、黄侃、任鸿隽等10人为秀才。胡汉民、于右任、张恭、刘师培筹7人为举人。蔡元培1人为进士。即是说70余人中，有传统功名者共18人，比例为1/4。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凶很多，或者凶家}U：寒微不能长期接受传统教育：或者因信仰而进入新式学堂乃至出围留学：而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们较年轻，当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科举取士之路已经到了尽头。凶此除少数人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曾被纳入清王朝的体制之中。
上述统计证明了梁启超、张之洞观察的敏锐和一定程度的准确。可以说，人们通常所说的辛亥时期的革命派，从社会学的眼光看，除孙中山、黄兴、蔡元培、谭人凤、章太炎等少数人是年过30岁的中年人之外，绝人部分人是青年知识分子。从理论上说，人首先是文化的创造物，在社会转型，文化、知识和思想剧烈嬗变的环境中，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较少受到传统主流文化的熏陶和塑造，就必然具有同前辈士人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价值信仰：人又是文化的创造者，新的一代人又必然体现出对新文化的探索和创造。
中国传统士人由于只“读一家之书，聆一人之训，以为非此即不合乎公理”l6l(P15)，故知识结构陈旧单一，讯息闭塞，思想僵化。而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往往既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又在新式学堂或国外获取了若干“新埋新知”，其中包括各种自然科学知识，还有多种关于西方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外交的知识。知识结构是人的信仰、世界观、时局观乃至处事态度的基础。从观念层面上看，20世纪初年的青年知识分子具有以下三点不同于旧式士人及当时其他群体的思想性格。
其一是世界背景下的忧围意识和精英主义。旧式士人中的少数杰出者本来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但他们既没有世界眼光和足够的外部知识，所以思虑所及不出国门之外，“匡1址济民”的方案不外英主圣贤的教诲和历史经验：又受到传统儒者柔顺服从的性格熏染，只想通过为人主、朝廷所用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人多数新式知识分子了解世界人局，对祖围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感受尤深，凶此强烈地希望自己的祖围能摆脱贫弱落后的危殆地位，进居J址界前列。他们对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角色有一种近乎自人的自信，说：“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困也．，其兴也学生兴也，其亡也学生亡之。”他们把执掌政权的官员和旧式士绅划为“上等社会”，称其“人率皆顽钝腐败之魁桀也，彼辈除考据词章以外无学问，除奔竞钻营以外无阅历，除美缺优差以外无识见”，凶而只能被逐出历史舞台：又称工农人众为“下等社会”，“下等社会为一围之主人”，但“识字者盖寡”，有待学生作其“指向针”：凼为担负起挽救祖国“资格具此能力者，果谁属乎？吾得而断言之曰：学生哉！学生哉！”即认为只有属于“中等社会”的学生（即新式知识分子）才是中国“革新之健将”。强烈的使命感使其广泛寻求各种新知新理，进行各种调查研究，并尽可能接触接近工农人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