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前的文化激进倾向(2)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袁咏红 查看：
三是20世纪初的废科举、兴学堂。废除八股考试和科举取士的呼声，在19肚纪后20年中始终不绝，维新运动中清政府也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作了若干改革，I司时开始兴办各类新式学堂。但由于科举考试尚未停止：，多数读书人仍然抱着科举入仕的希望，使新式学堂的生源受到影响，“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废止了科举制度。但即使是在新式学堂中，仍然以《学务纲要》的形式，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止”，“中小学堂宜注意读经，以存圣教”。可见废科举、兴学堂仍是专制统治者在文化上的自救手段，目的仍在通过改造育人工具培养自己需要的维护者和后继者。
废科举、兴学堂更一方面阻断了读书人传统的读书做官的门径，迫使他们与现行体制疏离，另一方面更被新知识、新…：界吸引，成为探索躁动的新一代人。当时这些人主要分布在日本留学生和国内的新式学堂中。
眼光敏锐的梁启超1902-1903年就发现多数中围留日学生与维新时期的“士绅”不同，他称之为“无科第、无官阶”的“少年新进”，有时更称之为“年少躁进之士”。而同在1903年，张之洞在向朝廷提出议定对留学生的“约束章程”和“鼓励章程”时，也称“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知，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到1907年，张之洞发现国内学堂的情形也不妙：“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止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恶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至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者”，“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可见，无论是在留日学生中还是围内的“学堂新进之士”中，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越出范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为了具体了解1905年前后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年龄状况，罗福惠教授曾按“立宪派和倾向改良主义者”、“同盟会领导成员和重要职员”、“国内各地革命骨干分子”、“致力文字宜传的革命人士”、“国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南社及艺术界代表人物”、“科技界人士”等7种类型，统计了117人的年龄（断至1905年）、传统功名或所受教育、担任政府官职和家庭经济状况的人体情形)。通过比较和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两点直观感受。
其一，主张革命或倾向赞成革命的人，平均比主张立宪和倾向改良主义的人小一二十岁。后者如康有为、严复、林纾、刘鹗均生于19 1址纪50年代（马相伯更出生于1840年），较年轻的梁启超、徐勤、杨度、沈钧儒、王围维、黄炎培等，出生于70年代，到1905年他们均年在30岁左右。而前者中只有孙中山、蔡元培、陈少白、谭人凤、章太炎、吴稚晖等8人出生于60年代。其余60余人均出生于七八十年代，其中出生于1885年以前的朱执信、宋教仁、汪精卫、马君武、冯自由、张继、章士钊、鲁迅、马叙伦、刘师培等人，在同盟会成立时均只20多岁。而出生于1885年后的邹容、宁调元、黄侃、周实、汪东、柳亚子、詹人悲等人，还不到20岁。
但环境和时代使得这批人无论是知识学问还是思想，都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早熟。孙中山、宋教仁、廖仲恺对各国政治、法律、经济财政问题的研究；马君式、蔡元培对中西文化的双向了解；秦力山、杨毓麟、鲁迅的思想深邃；章太炎围学造诣的博人精深：南社诸人诗文的才情并茂，至今足令研究者叹服。柳亚子写出在诗坛上产生巨人影响的长诗《放歌》，汪东在《民报》上发表批驳康有为等人的鸿篇巨制《止明夷（法困革命史论）》和《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时，都只有十六七岁。邹容写《革命军》时才18岁。刘师培写《读左札记》、《周末学术史序》、《围学发微》，马叙伦写《古政述微》、《孔氏政治学拾微》等相当专精的学术长文时，都是刚刚年过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