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群体与辛亥革命(5)

1、就职历程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在推翻了旧政权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新政权的领导权问题。面对着错综复杂的权力争夺，在革命中充满斗志而果敢的革命党人却显得犹疑不决，更多的是一种妥协与退让。在这26位都督中，由旧巡抚作了新都督，和平独立的有苏、桂、皖、鲁四省除外。其余省区都是通过新军的起义获得独立，因而这些省区都督人选的确立就更具有代表性。通过起义获得独立的省区共有16个，在1911年间共产生都督20人。在这20人中。曾积极参与了独立起义的有焦达峰、马毓宝、吴介璋、彭程万、张凤翔、阎锡山、蔡锷、陈其美、杨荩诚、林述庆、胡汉民、陈炯明、孙道仁、张培爵、蓝天蔚等15人，涵盖了13个省区。经过梳理不难发现，在通过起义获得独立的16个省区中有3个省区的都督最终选择了在起义中毫无建树，甚而曾阻挠反对革命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有：  

  首先，这足与当时许多革命党人认识的含混密不可分的。当时不少革命党人都简单地认为：“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亦不放视”。这种认识在当时颇具代表性，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黎元洪、汤寿潜、蒲殿俊，以及袁世凯之流的上台。这种民族主义思潮既是辛亥革命的原动力之一，也极大地阻碍了革命的发展，将革命引入了民族主义的沼泽。    

 其次，这也是革命者对自身力量认识不充分，自信不足的体现。在起义成功后。“革命者突然成立舞台上众人注视的角色，但是他们并没有得胜的谋反者那副骑着马在广场上那副耀武扬威的气派，而倒像一群胆怯的孩子探头探脑地走迸一间空荡荡的房子。心里嘀咕着里边到底有什么”。正是出于这种胆怯和犹疑的心理，不少革命党人甚而认为：那些旧官僚有从政经验，和地方绅商联系较多，能够压得住阵脚。并且得到地方上的充分支持：一些对改朝换代有疑惧心理乃至对立情绪的人，因为这些人物出场，精神上可以得到缓解，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样。黎元洪之被迫当上都督也就不难解释了。

   同时，这也与许多革命党人既缺乏掌好权的信心，更不理解权力的重要性有关。革命起而革命军灭的说法为不少革命党人所接受。这既是他们革命真诚、坦荡无私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上的幼稚。他们天真的以为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正是由于他们的软弱退让而导致了政权的流失，甚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焦达峰之死即为一个惨痛的教训。  

 当然，辛亥革命并非是革命党人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矛盾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各省区都督的就职也是其时各派政治势力斗争与妥协的产物。革命党人的力量还未强大到足以独揽大权，反之，其他政治势力亦如此。因而最终出现了一个杂糅了各派势力代表的政权。各派的势力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随时发生着消长。作为各省区最高权力象征的都督一职的更迭也就往往成为了直接体现。从1911年各省区都督们在革命中的表现来看，此时革命的力量还是在各省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后来各省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些都督们也发生了分化，但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是民族主义之追寻也好，还是个人利益之诉求也好，至少其时他们的表现还是倾向革命的。再结合考察其在辛亥革命中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作的积极努力和所推行的一系列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不难看出，这些都督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割据军阀有了本质的区别，他们所代表的各省区军政府在总体上应该是属于资产阶级政杈的范畴的了。 

  2.历史走向( 1911- 1928) 

  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不安和剧烈变革中，1911年各独立省区的都督们由于自身所有的出色的个人素质以及难得的历史机遇，大都从此脱颖而出。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些都督中既有后来北京政府时期的大总统f黎元洪）、约法会议长（孙毓筠）、国务总理（孙宝琦），以及各省军政长官谭延闺、阎锡山、蔡锷、朱家宝、程德权、陆荣廷等各级官员，也有南京政府时期的政府主席谭延闰、国务总理（孙宝琦）、立法院长（胡汉民1等高级官员，他们在近代中国政治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目共睹，此处亦不再赘述。

   通过对对这些都督们在辛亥革命后的历史走向的考察不难发现这些都督们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发生着分化。袁世凯篡国后，除马毓宝后不详，焦达峰已遇害外，仅有胡汉民、陈炯明、汤寿潜、陈其美、吴介璋等人未在北京政府任职。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分化。其中胡汉民、陈炯明、陈其美3人走上了继续革命的道路。而吴、汤二人则或愤而归田或弃政而事实业。而孙毓筠以同盟会员且曾因革命被捕入狱之身份而转而支持洪宪帝制则是耐人寻味。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社会与理想的差距愈来愈大。在这批都督中又有一些入举起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大旗，吴介璋、张风翔、蔡锷、杨荩诚、张培爵、蓝天蔚等纷纷加入到这场运动中。革命志士们不满旧势力对共和的扭曲。为建立真正共和而不懈地奋斗，他们虽然最终未能建成真正的共和国。但他们却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追求。    而其中之谭延闰、彭程万、阎锡山等人历经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都官居高位，可谓“与时俱进”，他们实际上以做官为业，左右逢源，游离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其政治态度自然可想而知。  

 同时，这些都督的任期都不长，大都在两年以内，最短的不过一个月，这也是与当时动荡冲突的社会政治环境相适应的。而其中甚至有焦达峰、陈其美、林述庆、张培爵、蓝天蔚等5人死于非命。这既证明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也再次突现了其时社会的动荡无序。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他们中的部分人开始消极避世。不问政治，甚而选择了皈依佛门。    从1911年各独立省区都督们在1911- 1928年间的政治走向来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共和政体的坚定拥护者。并为之不懈奋斗。然而当时中国动荡冲突，新1日杂陈的社会现实却迥异于他们的理想，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政治生涯往往与痛苦相伴。 

  当然，历史人物的一生往往活动复杂，功过相掺，并常发生着转化。这些大都由旧式官僚转变而来的都督们，他们虽然大多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抉折。即拥护共和政体，但他们在革命的彻底性上却是摇摆不定的，缺乏强革命进行到底的勇气与决心。而作为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的代表与代言人，他们在革命措施的贯彻执行上也往往是被动的。这些都对革命的彻底性产生了深刻影响，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更有甚者。为一己私利计而蜕变为了军阀政客。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陈炯民。陈炯民曾就读于广东政法掌堂。后曾任省咨议局议员，以敢言闻名。1909年即加入同盟会，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积极参与了广东光复的革命斗争。后历任副都督、都督之职。并参加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然而，随着他军事实力的扩张，个人的政治野心也在不断地膨胀。1920年底他担任了广东省省长。1921年任军政府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逐渐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便暗中勾结北洋军阀，企图霸占广东，标榜“保境息民”、“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1922年6月，公然发动叛乱。从陈炯民逐渐蜕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看到，虽然他最初并不一定是投机革命，但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革命形势的反复，以及他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最终出现了一系列前后矛盾、自我否定、乃至功过互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