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参与变化的实证研究(3)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郑炳凯 查看：
素为封建专制君主之奴隶的中国人‘‘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而今皆当为主人矣”。从一定意义上讲，在传统中人民大众不知政治为何物，更不用说参与政治了。但随着西学东渐，新1日激荡，人们在认识西方世界之际，逐渐了解和懂得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促进了留学运动的发展，国内的报刊、杂志，新式学堂的增多。这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拥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但是新式知识分子大多是游离于晚清政治之外的。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既从根本上否定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和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合法性，也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自己就是中华民国主人的认识，从而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具有较多的亲切感和认同感。而能够勇于参加政治活动。同时它也表明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开始由“主权在君”对‘主权在民”的转变。针对临时政府颁布的<暂行报律》限制人民参与政治的规定，孙中山说：“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9同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这既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又为他们参政议政提供了多样化的途径和通道。饱们在组成乡、县临时议会和省、国议会的选举过程中。对国家政治生活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出现了“任官举职，权柄恒不自上。往往司长所辟除者，地方人民辄投函或径谒司要求更易，甚至已易数人不能决”¨”300的社会状况。1911年有临时大总统的选举。1912年有省议员和参众两院的选举。1913年正式国会开幕。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这都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针对民国初年国会大选的胜利，孙中山也异常兴奋地说：“此次国会议员之选举，本党竟得占有过半数……足见国民尚有辨别之能力，亦可见公道自在乎人心。”
二、辛亥革命促使政治参与的方式多样化
1911年辛亥政制遽变。解构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系统与政制系统的高度整合，松懈了政治对社会的刻板控制。共和体制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社会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状况，促使更多的人对国事政事发生了兴趣。开始将集会、结社、选举等作为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事物。政治参与方式的多样化有助于扩大人民大众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参与范围，有利于充分吸纳和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从而促进中华民国的政治发展。南京临时政府发布政令。宣布废除蛋户、惰户等类人的贱民身份，同时给他们以平等自由参与政治的权利。一时间社会上各种以解放人权、参与政治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不仅“士大夫对于集会大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而且乡曲措大、市井鄙夫，或则滥竽工会，或则侧身政党。民国初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仅1912年间，大小各种政府团体就曾出现300多个。其中在民政部备案的就有22个。如自由党、社会党、工党、统一共和党等。在北京，“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遇到有“不党”之人，“吾当为君介绍入某党。不俟承诺。翌日则党券党证己送至矣”。[16]虽然这些政党、社团大多是一些政客获取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某种工具，但在中国几千年严禁“朋党’的政治文化下突然出现，也确实反映了当时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众多政党、社团的出现，既是中国广大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增强的反映。也是中国政治发展制度化的例证。传统中国政治由科举而仕，现代中国由政党而仕，传统政体没有政党，现代化的政体需要政党。以由科举而仕转向由政党而仕，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