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属向公民的转变(4)
辛亥革命网 2011-03-09 00:00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郭卫东 查看：
三“为世界历史开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
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卸任后的岑春煊恰在武汉。却未尝一顾，次日乘轮返沪。清政府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十分惊恐。“即子夜半会议，至翌日十一时始散值。窃料此会议之结果。不外起用袁、岑二人”。10月14日，清廷同令发表岑春煊、袁世凯分别补授四川、湖广总督。“岑春煊现简授四川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岑对朝命再三辞却，清政府一再电恳其勿辞。保路同志会也宣言：“目前各衙门告示，除将军（玉岜）、岑宫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无睹焉可耳。”川籍京官也入奏：“迭接成都、资州、重庆急电，呼吁声嘶，望岑春煊如望岁也！”在朝野呼吁下。岑勉受川督。
对岑春煊的就职，舆论多不看好。由立宪派控制的《时报>认为：“以久经废弃之1日臣，一朝临难，乃为此急遽抱佛之举。”在朝野间秉持中立态度的<申报》的评判是“岑督则年老久病，深以不克胜任为忧。”倾向于革命党的言论更是明确表示反对。《民立报》1911年10月22日发表署名短评《敬告岑西林》“政府慑于革军之声势，瑞澄之潜逃，知满人能力不足抵御，乃用其洪、杨时以汉人杀汉人之故智，同日起用公与项城，使与革军拼命。闻公现又跃跃欲试，一日服药数剂，冀病速愈，以便刻期赴任。呜呼！招即来，挥耶去。公之苟就。遂至此乎？”
受命伊始。岑向朝廷提出扩编军队为十营，增拨枪炮子弹，发银百万两等条件。但是时，清廷已是饷困兵拙，所谓的筹饷和调军多为画饼，岑氏赴川的条件始终不具备。1 1月21日，岑春煊电：“于兵饷械三端迭经筹度，电奏在案。三者之中，饷为尤要，奉旨饬部准拨一百万两。日久无着……惟困居沪上，赤手空举，远阻难达。矧臣病愈深，一日之中昏厥数回，自知残喘万难苟延，断无望有至川之日。似此坐拥虚名。延误大局，将百死无能瞑目。惟有吁恳圣恩。开去四川总督缺。”辞奏被清廷驳回。
在进退两难的境况下。加上独立省份愈益增多，共和革命有漫卷全国之势：特别是岑春煊此时所处的上海业已光复，其所招的黎天才的“济军”也投入共和阵营，岑想率军入川己不可能；再有此时的清中央内阁己被宿敌袁世凯操控。岑春煊的政治趋向也出现识时务的变化。渐离清朝羁绊，转向共和阵营。鉴于其以往与立宪派的密切交往和‘威望”影响。以致于独立各省推选盟主时，浙江都督汤寿潜甚至提议：“万一黎f元洪）不能莅，不能不就近推一人以执牛耳。西林有威望而无领土。余则惟有苏督（程德全）。而威望不逮。”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替代无疑对岑春煊是一个大的冲击。其对清朝半是留恋。半是无可奈何的告别。“政府久拥虚名，将士嚣张，人心浮动。果使在上者，犹不俯顺舆情，脱屣尊位，则京师之祸，将不忍言，其急转直下之势，非至逊位诏出不可止也。”民国成立肇始，岑向北京内阁决然发出赞成共和通电：今日国民多数。均以共和为目的。朝廷既有召国会决政体之谕，自系采取多数。我皇上之从民所 欲，不私天下。以尧舜之心为心，为海内外所共见。民军威下朝廷礼让，为国罢战息兵，故亦众口一辞，必以尊崇皇室为报，上下相交，各尽其道，为世界历史开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
1月19日。岑又发《致清贵族公电》，向清廷施加压力：“现在人心已去，北方虽有军队，恐亦无把握。初九日谕旨既许人民开国会决政体，何忽迁延反复？是必有人以一己之私心。不顾大局之糜烂，皇室之危惨者。今为朝廷计，与其徒延时日，致上下不能径接以诚，何如廓然大公，径降明谕，宣示中外，令国民组织共和政治。” 两纸文电标志着岑春煊已完成了从支持立宪到拥护共和的艰难蹒跚的转变过程。其间虽明显带有某种政客的应变性和见清廷大势已去不得已而为之的感觉。但无须讳言，与那些至死不变殉死旧主的人相比他是明智者。共和与帝制，有着重要的边际。岑至此逾出边际。这便是岑春煊等一干人在大乱将至前的表现，在历史转折关头，有些人会从1日营垒中分化出来，归附于新兴的掌握未来的阶级，这不奇怪。岑的转变，在他个人是质变点。是‘为臣者”转变为“国之公民”的关键：在他周围，则对共和声势的扩大不无帮助，在时代转换之际，此非岑春煊独然，而是有一批清朝官员，岑春煊不过是依其当时所处的关键地位及后来的影响来看，具有比较典型的“符号”意义。是此类人中的象征性代表。官员是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受惠者和维护人，这个群体的舍旧取新，具有某种指标意义，说明旧制度最后壁垒的崩解。政治制度的新陈代谢已无可挽回且迫在眉睫。旧官员们“随潮流以俱去。抑世界大势之所趋”的转向，也使得这批前朝臣子的历史作用并未伴随清朝历史的结束而完全终结。甚而在民国初年仍有一定的不失为正面的活动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