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属向公民的转变(2)

       盛宣怀和载泽是重要的推岑人，为避嫌，他们策划先由外臣联名奏请。于是致电瑞澄：“川事一误再误。公拟举声威素著之大员，或可闻风先解，其行亦必神速。次帅（赵尔巽）来电亦商改派。事已急切，公可否电商云帅？会同电奏。逊敷必为内应。”同时，盛宣怀另电赵尔巽：“午帅（端方）尚未到宜（昌），弟等均以为不然。泽公接莘帅f瑞澄）函，请改派西林，似与尊见相合……如公以为然，可否电商莘帅。会同电奏。邸座（奕匡1公忠体国，亦必不以私嫌而误大局也。”此处提到的泽公即载泽。他与奕勖抗衡，故愿引进丁未政潮中遭奕勖等陷害的岑春煊。载泽关心此事，还有另一层动因，因其任度支部尚书，铁路借款与其直接有关。而瑞澄亦与载泽有特殊关系，“瑞（澄）为泽公妹夫，袒甚力”故有此请。但瑞澄虽然同意奏请岑春煊赴川，却不愿出头。复电盛宣怀：“川事非云老不办，而内多阻力。亦无如何。次帅欲商改派，彼如约我，当附骥尾，澄未便发议也。”瑞澄不愿单独入奏。提出“内多阻力”，不消说，是不愿为业已赋闲的岑春煊而开罪大权在握的内阁总理奕勖。因有切身利害，赵尔丰之兄赵尔巽却等待不及。只好单独上奏：“凡办路之人，川皆反对，端方去必无益。拟请特简锡良、岑春煊会同前往查办。”赵举荐的有锡良和岑春煊两人，均曾履任川督。朝廷选定了岑春煊。实际上，外臣的入奏只是形式，在内廷，起用决定在日前就己拟定。14日，盛宣怀就已经致电岑春煊：    上海岑宫保……城外有乱民数万，沿途并有该党搜索。资、成线阻，邮电不通。莘帅、次帅电商改    派，上公仍请派公。事棘，当局似难再执私嫌。公若闻命。万不可辞。公英锐。行必速。  

       推岑出山。在时间上颇有算计。盛宣怀透露：赵尔巽“奏到，总理适假，乃发表韬公，早有伏笔也”。其中，“总理适假”一句大可深究，奕勖与岑春煊水火不容，所以，特选定在奕勖休假期间，以免受阻。岑春煊能够出山，亦与成都官府与外界联系中断相关，“枢府本不愿用岑，莘帅保之，汝父（赵尔巽）又保之，又适值七日川不通电，内口惶急，始通而出此。及旨下之明日，电奏已至。但早一日到，则无此一番事矣”。此时，与保路运动相关的清朝官员出现政治分野，载泽、盛宣怀、瑞澄等联为一气。与清朝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直接关联，主张对保路运动强力镇压：奕勖、玉岜等为一伙，他们并不支持保路运动，但因未从中渔利故袖手旁观：王人文及川籍京官等互相呼应，岑春煊与其立场相近，对保路运动取支持态度；赵尔巽、赵尔丰、端方等依违各派之间。但他们又都有统一特点，就是均以个人或集团利益为最大依归，而置王朝利益为其后。其间的派系斗争，时论有谓：起用岑春煊赴川剿办之谕，庆邸不肯署名。其实借债之议发之邮部，操之内阁。今日互相抱怨，已    非其时。庆邸屡受舆论攻击，欲借此以诿过于某公耳一总之，朝局中本有朋争伙斗之象，经此一乱，其危象益显见。

二“知政府之发踪指示与川省之现办情形，均与鄙人所陈不无歧异”

       不料，出山后岑春煊的作为却与荐者和清廷的旨意两辙。1911年夏天，以国会请愿失败，皇族内阁成立，保路运动受压等事件为引子。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己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四川等地的立宪派与清政府实际已处于对抗。岑春煊身在信息最为灵便的上海，又与立宪派久有往还，对这种演变着的形势不能不受影响。其重心出现位移，逐步由前此的与立宪派暗中援引转到保路运动时的公开袒护。岑受命后。重庆商会总理赵城璧等致电四川旅沪保路同志会，要求他们同在上海的岑春煊见面。陈说川情，恳请解救：“赴救者络绎不绝，哀号之声，环震千里，民气如此，悲惨曷极。岑帅奉命入川，军情欢跃。乞诸翁面呈惨状，恳设法急解川危。”随即，旅沪人员约见岑春煊。岑也当面给予其所希望的答复。将“电请朝命。即释诸代表。阻止端方严办希功，擅杀官弁。担任修改合同，为死者伸冤”。这已是对清朝中央政府和四川当局措置的公然推翻。   

       在剿抚问题上。原本按照赵尔巽奏请，起用岑春煊是去替代端方‘办路”，但在朝旨中，岑的职掌从办路改为会同赵尔丰“剿抚”。其间转变，缘自两位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此，赵尔巽的七弟，也是他们在北京的重要联络人赵尔萃透露：“今日菊相f徐世昌1传弟面谕云：兄有电奏请饬岑速往督办，端为办路之人，断不可去。此意似与四兄大背。邸相皆不谓然。”几天后，又提到：“枢府本不愿用岑。”勉强用岑的结果是约束岑的权限。于是，盛宣怀向端方转达那桐与徐世昌的意见，“入川后，岑任剿抚，公任路事，各不相碍”。这明显是对端方有利，对赵尔丰不利。那桐和徐世昌与奕勖、袁世凯乃至端方关系密切，他们的过问使得岑氏的职权范围被改定一专任剿抚。但岑春煊却一意主抚，18日，连续发出两纸重要文电，一为告蜀中父老子弟文，声言“春煊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另电则命令川省军队不得妄捕民众：已经被捕的，如情节较轻者，可以保释；情节较重者，也必须等岑到川后再行判决，不得擅自杀戮。岑春煊的这些文告旋经四川巡警道通饬印发，“张贴城镇乡村，使人民共喻”。“岑宫保文告到川时，人心一定。盼祷者不啻大旱云霓”    在路事问题上，岑春煊复出伊始，即表明主旨：“川事闹到不可收拾，真怪。鄙意解决非另改国有之路线不可。”此与清廷推行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直接对立。且属明显的逾权行为。清廷只让岑春煊负责剿抚，而不让过问路事。但岑认为，路事与剿抚相关，川省风潮正因铁路而起，若路事处理得当，风潮自然平息。在岑的坚持下，盛宣怀表示让步：“公若以改线便可转圜，邮部正议勘西线，即奏请西安接造汉中，以达成都。而以成都至宜昌仍归商办。虽借款合同不易改订，弟亦愿力任其难。”岑还提出全额发还路股建议，致电内阁：“总之不短少路股一钱，不妄戮无辜一人。必须双方并进，并于谕旨中稍加引咎之语，则群议自平；而给还全股，出自朝廷特恩，各路人民。必欢欣鼓舞。”应该说，岑意在为民请命，博取物望，但操作起来，抵牾甚多。川路商办，靡费巨大，一千余万两银子的路股总收入，仅在上海等地的倒账亏欠就达300余万两。这也是四川地方极力阻止中央政府查账的原因之一。“川路局所收民间租股，中饱甚多”。如十成发还，完全由政府补亏空，显然不合情理，况且，此时的清政府财政窘迫，库空如洗，如要全额发还，势必再借外债。此又与保路运动拒借外债的呼声相悖，难免使局势火上浇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