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2)

　　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也与西方各种思想流派和主义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40年到1894年，即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前。这一阶段传入的西学除宗教外，主要是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基础科学，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械等应用科学都有大量和系统的介绍。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一些介绍，但这种介绍是附带的、零星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无法与自然科学的介绍相比。第二个阶段，从1895年甲午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阶段传入的西学，除自然科学外，社会科学日益增多起来。据统计，大概在第一阶段，75%以上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只占25%。而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甲午战争后，这个比例正好调了过来，75%是社会科学，25%是自然科学。西学传入的这种变化，可以从《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目》和《译书经眼录》所收的书目看出。梁启超1896年所著的《西学书目表》共收西学书目352种，其中自然科学259种，占总数的736%，社会科学93种，占总数的264%。徐维则1899年出版的《东西学书目》收书目537种，其中自然科学387种，社会科学126种，报章24种，就自然科学书目与社会科学书目比较，前者占752%，后者占24.8%。这种情况在《译书经眼录》中有了根本改变。《译书经眼录》收1900年至1904年所译书目491部，其中自然科学164部，占总数的334%，社会科学327部，占总数的666%。另据《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一书的统计，从1868年至1895年，中译日文书8种，几乎全是自然科学，1896年至1911年中译日文书958种，其中自然科学（含应用科学）172种，约占总数的18%，社会科学786种，约占总数的8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二阶段传入的社会科学，虽然包括了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经济、政治、社会学等学科，但主要以政治和法学类为主。有学者在研究了20世纪初“西学从东方涌来”后指出：当时中国人翻译来自日本的西书，“法学、政治学方面，译作最多，成效最大。”这与当时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

　　进入民国，特别是到了五四期间，西学传播进入第三个阶段，其内容进一步丰富起来。如果说1894年前传播的主要是西学中的“艺学”，亦即自然科学，1895年后是“政艺兼学”，而以“政学”亦即社会科学为主，那么，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如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宗教、心理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和主义都先后传入到了中国。比如，西方哲学虽然自戊戌变法时期起就已开始传入我国，但真正对西方哲学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后。“这一时期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输入，较之以前，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点。这就是：第一，规模宏大，西方哲学的所有流派，几乎于同一时期一并涌入中国；第二，全面系统，超出了以往零星稗贩式的介绍。”艾思奇就曾指出：“在清政府崩溃以前，即有种种的自由思想之输入，严复的翻译，《新民丛报》等类出版物之介绍，虽然说不上哲学，至少可以作为资本主义新型思想之最初的具体表现。……但资本主义型思想之突飞猛进的成长及新哲学思潮的正式成立，是在民国三年以后五四运动中的事。”其它学科也与哲学类似。西学的进一步传播，尤其是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和主义传入中国，就必然会对中国人尤其是以留学生为中坚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思想流派，相互间进行争辩，所以五四时期思想文化论战或论争特多，什么社会主义论战、东西方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新文学论战、等等，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报刊业的发达和社会舆论的相对自由，给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五四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第四个原因。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的报刊，最早是由东来的西方传教士创办的。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1822年9月12日，《蜜蜂华报》在澳门创办，这是中国领土上出现的第一份外文报刊。1833年8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这是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据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在南洋和中国华南沿海一带共创办了6份中文报刊和11份外文报刊。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在中国创办的报刊迅速增多，到90年代时，他们在中国创办的报刊达到200种左右。与此同时，在西方人的影响下，中国人也开始了自己的创办报刊事业。1858年香港出版的《中外新报》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但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总共不过十余家，数量非常有限。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发展，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依据徐松荣的研究，“1898年到1911年，国内先后创办的比较知名的报刊达200种以上。其中上海最多，达80种以上，杂子多于日报；其次是北京、广州、武汉、天津、长沙，北京、广州都在30种以上”。中国人自办报刊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发展，但这种发展还是初步的，无论报刊种类还是销售数量都还十分有限，中国报刊业的快速发展是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民国初年，全国的报刊有500多种，总销售数4200份，“仅1912年2月以后，到北京民政部进行登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90多种”。二次革命后，尽管因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癸丑报灾”，全国的报刊锐减至139种， 但随着袁世凯的死去，报刊又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五四时期，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依据胡适的说法，仅1919年创办的报刊就有400多种。另据《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记事录》的记载，1921年时，全国有报纸1134种，其中日报550种。进入民国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报刊业特别发达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宽松的办报办刊环境，民国初年以孙中山为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新闻自由政策，人们有自由办报办刊的权利，尽管后来的北洋政府实行文化专制主义，颁布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闻法”、“出版法”或“报刊管理条例”、“报刊检查条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新闻法”、“出版法”或“报刊管理条例”、“报刊检查条例”并没有得到全部的认真执行，社会上还存在着较大的自由办报办刊的空间。报刊业的发达和相对宽松的办报办刊环境，给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提供了可能，而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们优厚的经济收入，又使他们有能力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共同创办同人刊物，作为同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与其他不同的思想流派进行争论的阵地，如《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学衡》、《甲寅》、《东方杂志》等。

　　五四时期国家的不统一，也在客观上给人们自由地表达思想提供了空间，有利于百家争鸣的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家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北京有北洋政府，广州有孙中山先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以及孙中山逝世后设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就是在北洋政府统治的版图内，也没有真正实现统一，存在着军阀割据，此外帝国主义在中国还设有租界，这些租国都是“国中之国”，中国政府根本无权管辖。这客观上就给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由表达思想的空间。他们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受到了北洋军阀的迫害，便跑到广州，因为广州不是北洋军阀的地盘。如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位进步人士，为躲避北洋军阀的白色恐怖，梁漱溟等人便南下去了广州。他们在这个军阀统治的地盘里受迫害了，可以跑到别一个军阀统治的地盘里去。在中国人统治的地盘里呆不下去了，便可以跑到外国人统治的租界里去。所以当时许多骂当局的报刊都是在租界里创办的。这与春秋战国时期十分相似，春秋战国是中国分裂的时期，“士”在秦国呆不下去了，便跑到赵国或楚国去，继续骂秦王，从事反秦宣传。在赵国呆不下去了，受了迫害，便跑到燕国去，这个地方赵国管不到。这也是春秋战国之所以能出现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郑大华（1956—），男，湖南永顺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