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周瘦鹃在1919

　　周瘦鹃（1895-1968）这一年的大量书写本身与都市时尚潮流融为一体，这种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颇合乎“苟日新，日日新”的古训，也与波特莱尔所说的“现代性”意涵息息相通。这与当时《新青年》诸公以各种“新”的名义展开旨在彻底改造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显示出不同取向。

　　正当“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从主张“白话文”、“打倒孔家店”到维多利亚式的“易卜生个人主义”及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新旧思潮之激战”，尽管众声喧哗，却汇集为一股“新”的意识形态洪流，目的在于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相映之下，周瘦鹃在1919年的大量书写隐含“新”的意涵，却体现了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

　　“五四运动”与文学纪实

　　周瘦鹃在1919年，第一件事是他对“五四”学生运动的支持，无疑昭示其写作生涯的危机与激情时刻。从6月至9月在《申报·自由谈》中以“五九生”笔名为新辟“见闻琐言”专栏发表了14篇时事评论，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谴责政府当局的卖国行径，声援北京和各地罢课及罢市。同年6月又出版了中篇小说《卖国奴之日记》，绘声绘色记载了5月4日学生“火烧赵家楼”与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其时周瘦鹃24岁，是上海的知名作家。如果说5月26日在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上出现“五四运动”的命名而继续其滚动效应，那么少不了像周瘦鹃那样推波助澜的环节。今天来看这似乎印证了历史学家的一种论点，即历史由那些与政治及思想的伟大事件相关的“公共记忆”所构成，然而在1950年代周瘦鹃被当作“反五四逆流”的“鸳鸯蝴蝶派”而遭到批判，他不服气并有所声辩，自己却记不起当初与“五四运动”的那段文字因缘，说明“公共记忆”常常是一个社会意识的排斥装置，对于个人记忆也扮演了吊诡的角色。

　　6月,周瘦鹃的第一篇时评说：“前天上海二万多个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上替北京大学殉难的烈士郭钦光开追悼会，十分悲伤。我说一样一个人，郭钦光死了，就有这二万多双眼睛中为他落泪；要是章宗祥一死，恐怕要有四万八万多个脸儿上显出笑容来咧。”章宗祥被殴，一度传闻重伤致死。周瘦鹃对于郭钦光与章宗祥之死的悲喜比照，爱憎分明不言而喻。其实上海的反应还是嫌慢，5月4日后不久北京学生实行罢课，上海至19日才罢课，25日广州为郭钦光举行追悼会，上海也迟了一周。《申报·自由谈》本是文艺副刊，开辟“见闻琐言”专栏意在跟进新闻，周瘦鹃颇似临危受命，毕竟打破了报纸一向自诩的“中立”立场，成为映现“五四运动”与市民情绪波动的镜像窗口。

　　“五四运动”掀起阵阵文化冲击波，如黎锦熙指出，全国白话小报一时达到四百种之多，而报纸副刊也突变文风，旧体诗文被白话译著所取代（《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页72）。上海另一大报副刊《新闻报》的《快活林》也跟进，7月间把向来居版面之首的“谐著”栏目改为“谈话”，文言变为白话，也特邀周瘦鹃为主笔。如在8月20日《苍蝇》一文中，他以嬉笑怒骂之笔把参加巴黎和议的代表或山东省长等人譬作一群“专使撒烂污政策”的“大苍蝇”。的确，比起其同人周瘦鹃显得更为开放新潮，因为“五四”而文运高照。

　　此后周瘦鹃追踪时态发展，对政府当局尽鞭笞嘲讽之能事。6月8日他说：“眼前北京政府的举动，不是很像死物狂么？”“人发死物狂时，还有医生医治。政府发了死物狂，那就是没有法子想，你不见那许多学生，明明是起死回生的好医生，他却非但不愿就医，反而杀起医生来，唉，可怜可怜。”6月10日说：“从五月四日以来，要算是中华民国全国学生的受难时代，被拿的被拿，被打的被打，也有被刺伤的，也有被饿得半死的，你们看北京天津武昌南京上海那一处没有这种事？”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与币制总裁陆宗舆这三个“卖国贼”最遭民众痛恨，政府不得不将它们罢免。周瘦鹃在6月18日说：“曹章陆的罢免令已下，上海商界上欢声动地，都开巿了。但我有一句话要劝告我们国民，那三人虽已去了，我们做国民的事，还没有完结，可是国贼不但是曹章陆，还须防着旁的人上台，这是第一件事。五月九日是永远的国耻纪念日，大家不要忘却，赶快提倡国货，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大家须得打起精神，监督政府，因为政府好似个六七岁的顽皮小孩子，你好容易把他教训好了，一旋身怕又要淘气咧！”

　　周瘦鹃特别爱国，身上重叠镌刻着“国耻”两字。“五四”激活了他对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记忆，其自述以“五九生”为名，因出生在五月八日夜间：“只差几个钟头，说他五九生，也总算过得去。”另外他曾经一再提到他的父亲病死于1900年，正值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王朝出逃，因而临终时忧愤交加口喊“杀敌！”深受“国耻”刺激，周瘦鹃在1915年作了中篇小说《亡国奴之日记》，主人公在祖国沦亡后逃到太平洋孤岛上发出锥心刺骨的悲号。1919年又将满腔悲愤倾注于《卖国奴之日记》中，内容过于激烈而找不到出版商，结果他以“紫兰编译社”的名义自费出版。

　　《卖国奴之日记》始自1919年1月，至年末为止。以第一人称模拟曹汝霖口吻，以其好友老罗与张姓“地皮大掮客”分别影射陆宗舆与章宗祥。书中描写“欧洲和会”激怒国人，三人暗中与“东国”的卖国交易，5月4日日记主人的府宅被烧及，老张受伤，军警镇压，罢课罢市蔓延全国，直到三人被免职。小说在六月出版，这些情节皆根据新闻报道而来。7月之后的情节全凭虚构，描写了中国灭亡、主人财产全被东国没收，众叛亲离，人人喊打，至12月这一“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穷途末路，“打算投往蒙古外沙漠中，掩盖我卖国的罪恶，等着一死完了”。

　　以日记形式为进行时中的“五四运动”作实录，似是中国史学传统“春秋”笔法的某种现代转化，却别有一份“公共记忆”的敏感。文学上可说是一朵奇葩，为“卖国奴”设置一种悔恨的基调：“愿大家看了我日记，知道无国之苦，不要学我作卖国奴。”但整篇心理自述如周瘦鹃自言：“多无耻之语，为吾人所不欲道，不屑道者，顾吾欲状卖国奴，状之而欲逼肖，则不得不悍然道之，其苦痛为何如。”书中充斥着对“东国”的谄媚之语，比方说“我对于那东国，本来很崇拜很敬爱，我们这中国，可就不在我心坎上。瞧上下百事，哪里比得上东国？就是东国国民，也都是上天的骄子，聪明伶俐，人人可爱。别说是上流社会中人了，就是一个化子，也使人见了欢喜的”。这类句子叫人起鸡皮疙瘩，对作者来说犹如自虐的创作过程也真的很不容易。

　　然而周瘦鹃对学生运动的支持毕竟是有限度的。6月8日的“见闻琐言”说，上海正在罢市，他在街上见到许多学生，所举旗帜上写着“敬告同胞切勿暴动”的口号，于是评论道：“我说现在罢市尽罢市，自万万不许暴动。可是这回我们正义和邪道交战，旗帜十分鲜明。你一暴动，就放出邪道的面目来了，那旗帜上也着了污秽咧。”声援北京学生，但对于本地抗议运动则不主张暴力，不希望引发动乱，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上海市民与商界的立场，也是《申报》的态度。而像周瘦鹃这样的职业文人，其生活之源与城市经济秩序唇齿相依，当然不希望社会发生动荡。

　　市民大众的感情教育

　　与“五四”短暂交集之后周瘦鹃回到日常轨道。如其自称“文字劳工”，他在1919年仍然多产，少说也有数十万字发表于各种报纸杂志。小说方面除了《卖国贼之日记》尚有少数短篇，而《礼拜六》时期的“哀情”小说不再时兴，他一时缺乏方向，创作处于低潮。他编译了《世界秘史》以及与同人合作翻译的 《欧美名家侦探小说大观》，出了五集，这些也不能与两年前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相比。该书获得教育部嘉奖，奖词由鲁迅执笔。不寻常的是，以撰写“见闻琐言”为契机被《申报》聘为“特约记者”，次年接替陈冷血成为《自由谈》主编。虽然去年他担任了《先施乐园日报》的主编，那是一份先施公司屋顶游戏场的小报，影响力当然远不如《自由谈》。其实从1914年开始周瘦鹃就在《自由谈》上发表小说或随笔，每年数千字，最多1917年达两万余字。的确，1919年他抓住这一契机，其实与“五四”有关的“见闻琐言”共万字不到，自6月起他以“瘦鹃”本名发表了十余万字。仿佛使出浑身解数，设计了“小说杂谈”“紫罗兰庵随笔”“影戏话”“一见倾心艳史”“情书话”“名人风流史”“艺文谈屑”等栏目，大谈特谈世界名人的恋爱经以及古今中外文艺掌故、小说理论、世界电影以及朋友圈的趣问轶事等等，可谓琳琅满目。

　　1911年8月王钝根创刊《自由谈》，以“游戏文章”与“自由谈话会”等栏目介入时政实践“言论自由”，结果遭到袁世凯当局的封杀。1914年王钝根离职，先后由吴觉迷、陈蝶仙和陈冷血担任主编，较有特色的是陈蝶仙所主打的“家庭常识”主题。在此脉络里来看周瘦鹃所开辟的众多栏目，无疑撞击眼球，《自由谈》由是翻开新的一页。的确，周瘦鹃作为一个时尚作家，如王钝根说：“少年男女几奉之为爱神，女学生怀中尤多君之小影”（《社会之花》1924年1月），可见他的明星效应。他善于通过与印刷资本及消费市场的合谋把握都市脉动与大众欲望，从事具社会意义的文学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