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中国文化(2)
辛亥革命网 2014-09-04 16:16 来源：团结报 作者：朱曦林 查看：
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章太炎毕生致力于“光复中华，振兴学术”，所涉猎的范围极广，如语言文字学、文学、史学、经学、诸子学及佛学等，现撮要进行介绍，以见其对中国文化之贡献：
语言文字学。语言文字学演变自传统的“小学”，太炎先生的学术出自乾嘉戴震一系，秉承清初顾炎武所提出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学方法，所以，对语言文字学特别重视。太炎先生认为小学是“国故之本，王教之端”，“小学”同史学一样，是倡导“国粹”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所说广义的历史中三要之一，因此，“小学”也与太炎先生倡导民族主义紧密相连。太炎先生在语言文字上的贡献体现在《文始》、《小学答问》、《新方言》和《国故论衡》中：《文始》探讨语言文字的本源及形声的流变，是近代第一部汉语语源的著作；《小学答问》则为回答弟子关于小学的疑问而作，以《说文解字》为基础探明本字、借字的流变；《新方言》则是探究各地方言的本源及其不同时期的流变；《国故论衡》的上卷则被视为“语言文字学的总纲”。此外，中国第一套注音符号也是创自太炎先生。
文学。宋衡曾称赞太炎先生的文章是“天下第一”，他中年以后倡导文学复古，认为意大利的中兴，以文学复古为先导，中国文化的复兴，同样也应该以文学为先导。他提倡的复古，不是越古越好，而是提倡魏、晋时期的文章，他认为魏、晋的文章“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反映太炎先生所倡导的平实、逻辑性强、简明和富于说理的文风，而这正与革命时期太炎先生的文章相契合，所以鲁迅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史学。太炎先生倡导民族主义，认为历史是民族主义的寄托所在，所以对史学尤为重视。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太炎先生秉承乾嘉以来“精研故训，博考事实”的为学宗旨，主张研究历史应当实事求是，不可牵强附会以“干禄”。其次，在研究范畴上，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就指出当时的史学研究过分拘泥于地理和制度，并提出应当加强“姓氏之学”、“刑法之学”、“食货之学”、“乐律之学”的研究，认为这四门都是“实事求是之学，不能以空言淆乱者”。再次，对于近代学校的文科教育，他认为必须加强史学教育，而且不能仅靠课堂讲授，还要研习史书，这样才能避免“尚文辞而忽事实”、“因疏陋而疑伪造”、“详远古而略近代”、“审边塞而遗内治”、“重文学而轻政事”的弊端。最后，太炎先生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也是为人所瞩目的，侯外庐先生称他为“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特别是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更是“辟除榛莽”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文字狱”说则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经典范式之一，甚至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论述也是启发自他的《清儒》篇。
经学及诸子学。经学和诸子学是传统学术的两端，六经原非儒家所独有，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六经成为儒家经典、孔子日益神圣化，而诸子则日渐居于异端的地位，宋以后更甚。针对康有为借今文经学鼓吹变法，太炎先生则以经古文学家的立场进行驳斥，并接续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提出六经在古代为官书，因史官掌之，所以也是史书。随着六经的历史文献化，章太炎也将孔子从“改制圣王”还原为史家和教育家。在剥去儒家经典和孔子独尊的地位的同时，太炎先生致力于诸子学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学术源于先秦诸子，儒家只是诸子之一，而诸子学说相对“独尊儒术”后的中国学术，无“援引攀附”之弊，而且能各自独立，成一家之言。通过将诸子的学说与儒学相互阐发，使儒学回归本真，诸子与其对等。太炎先生对诸子学的倡导与其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密切相关，他认为各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在学习西方时，不可将一切中国传统文化加以“轻鄙”，仍然应当立足传统，如“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不可委心中国也”。
此外，太炎先生在佛学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这里说的宗教就是佛教。他认为佛教提倡平等有助培养坚定的革命信念；道德是民族的根本，“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恨极”，而佛教“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除了可以培养社会道德外，更重要的是培养革命者的道德。在学术上，太炎先生将佛学和西方哲学、老庄玄学融合，其中《齐物论释》就是以佛释庄的著作，梁启超称为“石破天惊”之作。
章太炎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既不盲从西化，也不固守传统，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选择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中契合中国传统的内容，以此来改造中国文化，这在中西文化密切交流的当代更具有借鉴意义。他在语言文字学、文学、史学、经学、诸子学及佛学等诸多方面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太炎先生所提出的学人为学应当实事求是，而不借学术以谋求私利，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