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社会观念之变迁(3)

 2、服饰观念。清朝传统服饰有很多值得赞美的地方，但庄重有余、自由不足，等级观念强，与近代日益快捷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适应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首先在社会风气大开的都市，人们的服饰观念开始变化，逐步崇尚短衣窄袖，简便灵活的西方服饰。“欧化东渐，翩翩少年多有易装以炫人者”的趋势日渐高涨。如西装最初在沿海开放城市的少数买办中穿着，后不少归国留学生开始穿，一些城市青年也以穿西装为时髦。

    20世纪初，清政府也处于自身的需要，在军警界推行易服。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奏定<陆军目兵衣帽章程》，军队正式易服。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北京警察改服西装”。∞二月，“巡警部奏定官制，分文武两途。”“武者短衣军装，皮冠皮靴均用西式，并截去辫发三分之二。已经颁谕自巡记以下一律截辫改装。”

   3、时问观念。中国人传统的时问观念是和天体运行的观念连在一起的。传统历法中没有七日一休息的概念，而是根据农业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安排作息。戊戌时期，全国各地成立的部分学会中用西方星期的概念组织活动，于是就把七日一休息的时问观念传输进来。1898年2月成立的关西学会规定“每一星期聚会一次，会友多习西文者，故必用星期，即礼拜日也”。1898年成立的延年会规定“房、虚、昂、星为休息，遇休息日可请客、可游行”。法律学会、南学会都做了类似的规定。㈣在二十八星宿中，恰好房、虚、昂、星四日与基督教的礼拜日相一致。一些新式学堂也规定星期日不上课，这是公休日制度的起始。1902年清政府首先在教育界确认了这一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全国。

    时间观念的变化不仅表现为星期的出现，同时还包含着对生命的新的看法。延年会从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用不浪费时间来延长有限生命这一角度倡导了新的理念，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新风气，直接影响了辛亥前十年革命党人的时间观念，对后人“只争朝夕”的思想也有重要的启示。   

三、辛亥革命后社会观念的逐步现代化

   社会观念现代化是指人们通过解放思想，革新观念，形成与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并能促进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现代化观念的过程。社会观念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内容，又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声和条件。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书中阐述了观念现代化对于社会现代化的先导作用。他认为，只有国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以及观念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化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

    辛亥革命后社会观念在迈入现代化的轨道上经历着民初求新的变革、复古回流和五四运动后的勃起的一波三折。

   1、辛亥革命后的求新变革。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为社会观念的变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以孙中山为首的甫京临时政府，利用政权的力量在改变长期存在的尊卑贵贱观念提倡平等观念、人权观念、自由观念等方面都进行了努力，试图培植起一种较为普遍的理性生活观念，其主要内容有：对于人们交往中存在的反映人格上不平等之现象的封建礼节、称呼等，临时政府明令加以废除、更改；反对封建主义的人生观，废止早婚和病时结婚，提倡少生儿女，废缠足、穿耳、敷粉之习；反对封建主义的宗法、宗族和家庭观，提倡个人自主和自由独立，家庭成员问人人平等。如成年以后，有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不依赖亲朋，男女平等，自主结婚，承认离婚的自由和再嫁的自由，戒除拜门换贴认干儿女之习和承继挑养子之习。政府种种法令政策的公布，在刍时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地政府纷纷制定计划、要求，设立专门机构，组织实施，同时广出告示，晓谕人民；资产阶级革命派、进步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也积极行动起来进行广泛宣传。这足以显示辛亥革命后社会观念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2、短暂的复古回流。正当民初社会改革深入、社会观念求新之际，资产阶级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政权被代表封建复辟势力的袁世凯所改换。1912年4月1日，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位，组成北京临时政府。1913年10月逼迫国会选举他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从此确立了北洋军阀专制政权，并着手帝制复辟。在袁世凯“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大经”，强行命令全国人民“恪循礼法共济时艰”之后，社会观念领域也掀起了一股复古逆流。如1916年的报纸上就公开发表《取缔女子自由之部饬》；一个省教育厅长竟然在女子学校集会上声称：“女子以生育为其惟一天职。”[28]这些言论和清末学部颁布的《札饬各省提学司严禁自由结婚文》（1907年）以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规定的“一切放纵自由之辟说（如不懂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务须严切摒除”[29]并无根本区别。有感于此，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启蒙先驱们才发起了一场以批驳旧礼教、旧观念的新文化运动。3、五四运动后的勃起。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妇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开辟了社会观念现代化启蒙的新阶段。五四运动之后，不仅是青年知识分子，接受新思想的广大工人、市民也极大地破除了封建主义思想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如潘光旦于1927年6月2日、9日、16日三次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面向读者进行家庭、婚姻问题民意测验（其中回收的317份问卷中，未婚者176人，已婚者118人，离异、鳏寡、独身及未详者23人。职业以学界、工商界、交通界、政界、医药界、工程界、新闻界为多。该测验返回之问卷地理范国包括15个省区，以江苏、浙江、广东、安徽、福建等省为多。教育程度大、中、小学均有，以中学程度为多。）的结果显示：家庭观念方面，赞成厉行一夫一妻制而不愿置妾者占79. 8%，不赞成以婚姻不美满、离婚又不方便为由置妾者占80.8%；反对子女多寡任其自然者占62.1%，反对子女多多益善者占89. g%，主张视经济能力而决定子女数的占87.9%；婚姻观念方面，有94%的人赞成只要双方同意就可离婚。

    显然，辛亥革命前社会观念变迁的主要任务足破旧，多限于知识分子阶层；辛亥革命后，主要任务则表现为立新，范国则进一步扩展到政界、工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