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贵州辛亥革命人物与教育文化环境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周 声 浩 查看：
历史上，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与发达地区相比，发展较晚，而辛亥革命前后，贵州志士仁人应运而生，有许多人物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特别是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角色。今天当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辛亥革命时期贵州的社会状况时，对贵州辛亥革命中的主要人物与清末时期贵州教育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关系作一点探讨，无疑会对当今贵州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加快贵州经济建设大有裨益。
一、清末贵州近代教育环境是人才辈出的基础
贵州在历史上是一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贫穷落后的多民族边远省，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但在辛亥革命中，落后的贵州却能出现张百麟、周素园、平刚、黄齐生、任可澄、王宪章、席正铭、李儒清、王天培等等一大批志士仁人和英雄豪杰。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时，贵州省在全国各省独立顺序中，列位第九；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中，贵州人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策划倒袁的天津会议“七君子”，贵州就有王伯群、戴戡、陈国祥、赛念益四人；云南宣布反袁独立的通电五人签名中，贵州也占了任可澄、戴戡、刘显世三人。总之，这一时期产生的大批志士仁人和英雄豪杰使贵州的辛亥革命和在推动全国反封建统治的斗孥中起到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就清末贵州社会状况而言，除政治、经济的其他因素外，当时贵州因传播新思潮，掀起了办新学教育的风气，形成了相对良好的一个教育环境，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当时贵州掀起了一阵办学风。1902—1910年间，贵州共办各类学堂近683所，其中，高等和两等小学堂108所，初等小学547所，中学堂6所，师范学堂2所，简易师范学堂3所及师范传习所5所，实业学堂3所，高等性质的学堂6所，军事性质的武备学堂、将弁学堂、高等巡警学堂3所。在兴办学堂的同时，选派留学生在贵州也极一时之盛，据民国《贵州通志》所载，1905年一年之内，通过贵州官方选派和自费留日本学生就有151名之多，仅贵阳一地戊戌变法以后10年间，新学勃兴，形成了近代史上贵阳教育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特别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贵州学政严修（天津人）督学贵州，改革贵阳学古书院，选拔省内各属高材48人入学，除讲授经史以外，又添设了算学、外文等课程，为贵州近代新学的先范。一批较早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有识之士，如黄干夫、黄齐生、凌秋鄂、华之鸿、任可澄等人投身教育事业。使当时的贵阳出现公立师范学堂、通省公立中学堂、贵州官立中学堂、官立模范小学堂筹，同时出现了私人办学，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并驾齐驱的局面。据史料反映：光绪二十八年(1904)贵州巡抚邓华熙创办贵州大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改办为贵州高等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1906 -1907)，贵州巡抚庞鸿书创办官立贵州法政学堂和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1906年建贵州高等巡警学堂；此外清末贵阳还创办了武备学堂、贵州公立法政学堂、贵州公立宪群法政学堂。这些无疑是贵州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和边远地区文化教育的一次飞跃，同时为在辛亥革命中贵州出现众多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人士奠定了基础。如辛亥革命前，贵阳平刚、张态、彭述文等创办的寻常小学堂及“科学会”；黄干夫、凌秋鹗等创立的“算学馆”（后改为达德学堂），他们以学校为阵地，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宣传鼓吹革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