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求变通”的一个里程碑——辛亥革命的文化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汪丹 查看：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以来历次重大政治变革中的重要一环，更是中国文化面对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而做的艰难调适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如果说政治变革的意义在于谋求国家主权与国富民强的话，那么，文化变革的意义则在于确保中华五千年文化史的延续与发展。就像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从政治体制到经济制度到文化习俗全方位上展开，并波及上到统治阶级中到知识阶层下到平民百姓的全体民众一样，中华文化的危机也是涉及全方位、波及全体民众的。这也正是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正含义之所在。故而，才有学者断言：“严格地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1]而化解这一文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则莫过于“以变求通”——“穷则为变，变则能通，通则能久者，是谓文化随环境而创，随困难而变，而变也者，所以致通欠：即谓进步之说焉”（上册-P11）。所以，也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八十年来，中国人民从‘师夷之长技’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古今中西新旧之争。”其实，又岂止是80年？1840年以降至今中国的全部历史，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直至这一文化危机彻底消弭为止，又何尝不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的“以变求通”史？恩格斯说得好：“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进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基于这样的宏观文化史观，近代中华文化的全部以“变求通史”，便犹如一条宏伟的历史长河，其中的一切事件，无论是改良、改革或革命，也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便都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和承前启后的因果惟。
立足这样的宏观文化变通史观来看待辛亥革命，那么，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就是前一历史阶段所有改良或改革的必然结果，更确切地说，则是前一历史阶段所有改良与改革的成果和所遇到的阻力之合力，达到一定程度之时的必然结果——没有1840年以降上上下下、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改良和改革的成果，便不会有辛亥革命：然而，如果改良或改革一帆风顺，没有遇到什么阻力，特别是满清君主专制体制的阻力，则也无需有辛亥革命。正是二者相反相成所构成的合力导致辛亥革命的成功。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则又是下一历史阶段的改良、改革的必然原因——一方面，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承的泱泱大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以变求通”，注定是个极漫长的历史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即或是君主专制体制的变革，虽然可能通过革命废除体制，但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基础，却绝非一两次革命所能清除，它们必然会在新的体制中借尸还魂。从而，也就注定了辛亥革命必定“失败”和“以变求通”必然继续的历史命运。这倒应了孙中山先生遗嘱中的那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下一阶段的“变”的成果与阻力的合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又将引发下一次新的革命。改良——改革——革命——再改良——再改革——再革命……大抵就是文化“以变求通”的历史发展辩证法。而所有的革命，可以说都是合力的量变达到质变阶段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