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

    关于中山先生晚年及其与天津的关系研究。天津市孙中山研究会葛培林《略论孙中山与天津》一文，阐述丁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会晤袁世凯、北上共商国是等三莅津门的历史片段，认为天津既是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发轫点，也是最后一站，三次天津之行目的不同，主张也有差别，可见中山先生思想的与时俱进，以及推动中围历史发展的循序渐进。民革上海市委会联络部马铭德《试探莫斯科与孙中山北上的关系》一文，利用今年刚刚可以检索的档案展开研究，提出实行联俄、国共合作政策与北上共商国是，是中山先生晚年的两大政治举措，也是中山先生晚年的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而这两项政策有着共同的莫斯科的背景。尤其是晚年的北上，更是在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斡旋下成行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邓丽兰《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及其宪政思想的演进》一文指出，中山先生晚年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更多地趋向批判。受此影响，中山先生建立了以五权宪法超越三权分立，以全民政治、直接民权超越代议制政府的一种超越性的宪政模式。

    关于中山先生与同时代人物关系研究。中山先生与同时代人物关系研究既有助于深化对中山先生的认识，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特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文通《孙中山与李大钊》一文，重新解读《（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等前人未注意的史料，认为中山先主与李大钊初次接触的时间应该是1922年，而不是1919年。李大钊以驳论《支那分割之运命》一文为契机，对中山先生的学说给予辩证性的“驳议”，加深了对孙学的深入认识。作者在考订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山先生的有关言论对于李大钊早期接触社会主义思潮产生过间接影响。周恩来与中山先生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中共党史的熏要议题，也为海峡两岸所普遍关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徐行、李俐合著《周恩来与孙中山》一文，回顾孙、周二人从相闻、相识到相知、互相欣赏，以及在中山先生逝世后，周恩来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对孙夫人的尊重与保护的历程，认为孙、周虽然身处不同党派，坚持不同理念，但是在维护整个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吴琴《孙中山与邓演达》一文详细论述了从邓演达开始参加革命、两次广州之战到参加北伐、管理黄埔军校，以及在中山先生逝世后坚持三民主义，与背叛中山先生的蒋、汪彻底决裂。表明无论从行动上还是思想上，无论在中山先生生前还是身后，邓演达都是中山先生的忠诚拥护者和捍卫者，为解读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启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学智《孙中山品格论——以民初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关系为考察时象》一文，考察了民国初年中山先生为维护共和主动让位于袁世凯，以及基于同一原因发动反袁“二次革命”的历史过程，认为中山先生是一位襟怀坦荡，一切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毫无个人私利，具有崇高品格的伟大的政治家。“直皖战争”、“反直三角同盟”等问题一直是民国史研究的熏要理论命题。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潘荣《略论孙中山与徐树铮在直皖战争前后的短暂合作》一文，以直皖战争中徐树铮在中山先生与段祺瑞之间牵线搭桥为切入点，认为徐树铮对促成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形成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并认为孙与皖系合作是利大于弊。并且指出徐树铮对中山先生的评价远远高于吴佩孚、张作霖，而孙对徐树铮的评价也高于陆荣廷、张作霖等军阀，因此对徐树铮也应给予正确评价。

    关于中山先生与媒体的研究。以往对于中山先生与新闻报刊和舆论宣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山先生的舆论宣传活动的描述、对中山先生的舆论宣传理论的分析和评价，以及中山先生与一些具体报刊的关系。本次会议对中山先生与媒体这一论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侯杰和冯志阳在《媒体与领袖形象的建构——以<大公报>中的孙中山为例》一文中明确提出，《大公报》对中山先生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中围社会对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由抗拒到认可的过程，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也体现了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在中国社会逐步得到接受和关注。《人民政协报》刘仰东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纳的《政治家、媒介与政治宣传——从舆论宣传角度看孙中山1924年北上之行》一文，探讨作为政治家的中山先生与新闻界的互动关系。两篇论文针对新权威如何建立，以及新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等新的理论命题，做了初步探索。

    从社会性别视角解读中山先生思想与实践。社会性别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从两性关系的角度分析和认识历史人物的视角和范畴。本次会议即有多篇论文阐稃中山先生的婚恋与革命生活及其社会性别观念，拓展了研究领域。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周叙琪《孙中山先生与理想的女国民——以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姻中的角色扮演为例》一文，在挖掘中山先生关于女性国民的理想和现实差距的过程中，呈现出女性国民行为范式的逐渐成型的历史过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潘志群《现代中国的“恋爱革命”一一从孙文与宋庆龄的婚恋说起》一文，尝试跳出单以孙文个人史为中心的研究预设，将之置于20世纪中围“恋爱革命”的历史脉络里来观察，预示了不久之后即将爆发的由新文化运动所带来之感情世界大变动。山东大学李平生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钊的《从社会性别视角解读孙中山的女权思想》一文，探讨中山先生对20世纪女权理论、女性主义思想的预见和认识，隐含了围族、女性、文化、政治、传统、现代等诸多因素，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和台湾学者一道展开了有关中山先生的社会性别观的讨论，加强了两岸学者的相互了解。

    学者们注意到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山先生在不同区域所发挥的作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韩信夫《孙中山与美国》以丰富的史料展现中山先生在美围的革命活动，考察了美国模式对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与实践产生酌深远影响，认为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美国革命的继续。徐州师范大学安宇和冯莉《辛亥革命与中国区域现代化刍议——以淮海地区为例》一文，以淮海地区为例，比较辛亥革命前后该区域现代化的进程，展示其区域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特征，彰显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淮海地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民革福建省委会黄萍、秦友莲、杨春波在《孙中山对福建交通建设的宏伟构想与现代实践》一文中，特别强调中山先生结合福建地域情况对交通方面，主要包括铁路和港口建设提出一系列构想，即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呈星散状分布的铁路网，再辅以内河航运、沿海商埠和渔业港，当今福建建设正是中山先生构想的逐步实现。

    关于中山先生的宗教观。中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领袖，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中山先生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研究得相对较少。本次会议上，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王忠欣《孙中山与基督教》一文，从基督教对中山先生的启蒙影响、中山先生革命的人力资源和精神动力来自基督教、基督教对中山先生思想的贡献、中山先生对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影响等四个方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山先生与基督教之间的互动关系。《河北学刊》编辑部田卫平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秦方《孙中山马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初探——以孙中山在青年会演讲为中心的讨论》，深入讨论中山先生对青年会理论的辩证分析与实际帮助，及青年会在组织结构、思想建设等方面对中山先生的启示与影响。

    应用后现代史学方法推出中山先生研究新作。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郑梓《孙中山的革命人格与风格对日据台湾“抗日风潮”之激荡》，通过解读丰富的影像史料，提出中山先生生前身后其革命人格与风格对于台湾的政治激荡作用，集中表现在仰慕与效仿期、承继与批判期、超越抑或背离期等三个历史时段。认为中山先生精神对日据台湾抗拒日本起到了巨大的凝聚作用，中山先生思想、言论及其革命功业（共和政体、五权宪法），对于百余年来海峡两岸乃至今天仍直接或间接地起着关键性、穿透性的影响与冲击。《历史教学》编辑部蔡世华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高冬琴的《国葬与国家民族认同——以孙中山遗体及其安葬为中心》一文，以身体史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山先生国葬事件，认为人体在许多层面上蕴含着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中山先生国葬的过程中其遗体往往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功能，从而使领袖的政治身体在自然身体消失后仍得以存在并发挥作用。并通过梳理当时中山先生眷属、国民党要人及社会人士对中山先生国葬事件的不同意见，探讨当时社会人士对同一物质的身体所持有的不同的身体观。进而分析，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之下，权力系统如何完成围家秩序对社会秩序（包括风俗、信仰）的取代过程。从而彰显身体符号在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方面的重大作用。这也是利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传统史学问题的一次尝试。

    重新解读中山先生与群体、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严昌洪以《同盟会与武昌首义——兼论孙中山创立网盟会的伟大功绩》为题，通过对以往资料的重新解读，认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就是以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艰苦卓绝英勇斗争的结果，中山先生创建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对武昌首义的成功功不可没。这也是对传统问题的熏新审视，并提出新的创见。宁波大学孙善根《孙中山与宁波帮》一文，认为清末民初宁波帮成为中国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经济社团，爱国的宁波商人对中山先生的革命有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支持，或是在人力、财力上给予支持。这对江浙地区辛亥革命的推进作用不容小觑。此外，该文还展现了中山先生与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