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的三次崛起
辛亥革命网 2010-07-25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88.07.26) 作者：陈平原 查看：
“通俗小说”自然是与“高雅小说”（或曰艺术小说、探索小说、严肃小说、文人小说、纯小说等）相对而言的，两者之间的矛盾与调谐构成了小说创作发展的一种颇为重要的动力。只是在中国古代，小说处在整个文学结构的边缘——至少在观念上是如此，“雅”和 “俗”的分化并未真正完成。梁启超们把小说提高到“文学的最上乘”，此后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上，雅、俗小说的对立才构成一对真正的“矛盾”。
总的来说，在20世纪的中国，“高雅小说”始终占主导地位。但“通俗小说”也有3次令人瞩目的崛起：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以前，各类适合小市民口味的程式化、娱乐性小说大量上市，我们过去称为“封建文学复辟”，或曰“鸳鸯蝴蝶派泛滥成灾”；第二次是40年代，既有“通俗作家”高雅化（如张恨水），也有“高雅作家”通俗化（如赵树理），后者过去称为“作家思想改造的胜利”，或曰“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第三次是近两年，港台的武侠、言情小说“热”过以后，国产的、引进的各类通俗小说如“雨后春笋”，大有与“高雅小说”一争高低之势。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创造者们目的很明确，抓住那时流行的通俗小说思想上、艺术上的弱点，狠命一击，为输入西方近、现代小说扫清了道路；四十年代，进步文艺界的理想则是改造旧形式，普及新思想、新技巧，提高通俗小说的“档次”；八十年代，由于文艺创作出现了多元并存、多元探索的局面，文艺理论家们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似乎既不是五四式的“打倒”，也不是四十年代的“提高”，而是一种颇为洒脱的“理解”和“宽容”。
二十世纪的中国，通俗小说何以能有此三次崛起，除了以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不妨从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思考。“高雅小说”的艺术探索越走越远，越说越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小说最基本的娱乐功能，逼得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的大部分读者，转而欢迎明知趣味不高的可毕竟读来有趣的通俗小说。梁启超们借鉴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小说”，引政论入小说，也曾风行一时，但随着高度政治化的读者群热情的衰退，“一篇在手万虑皆忘”的通俗小说马上充斥市场。鲁迅等人的艺术探索，无疑为中国小说发展开拓了一个新天地，可也以抛弃大多数中、下层读者为代价；三十年代的大众化运动，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争论，都是试图弥合作家拟想中的读者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而新时期小说家艺术探索的步伐迈得更大、更快，必然甩下更多的一般读者，这就难怪通俗小说要大走红运。
放长远点看，“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一场永远难解难分的拔河比赛。双方互有占便宜的时候，但谁也别想把对方完全扳倒。与拔河比赛不同的是，小说艺术并没在这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中原地踏步，而是悄悄地“移步变形”。
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智，而不是义愤和热情。稍一不慎，很可能重蹈五四或四十年代的覆辙，或则“打倒”，或则“拔高”。而这两种对策，似乎都不是最佳选择。
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批评“鸳蝴小说”情节重复，程式化倾向严重，批评它只重叙述，不懂描写，批评它迎合读者，趣味低下，这些都没错。可这一切，恰好是通俗小说的特点，或曰“通病”；扫掉这一切，也就等于否定了整个通俗小说的存在价值。好长一段时间内，五四小说理论家们对通俗小说蔑视有余而理解不足，批判过严而改造不力。等到发现通俗小说的读者不但没被批跑，反而正日益增加，并对
“高雅小说”家构成一种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压力时，再回过头来与通俗小说争夺阵地，已经不太容易了。写通俗小说也是一种本领，并非每个有文学才能的人想写就能写好。三十年代大众化运动中，所谓严肃作家创作的通俗小说，有能跟《啼笑姻缘》比肩的吗？如今的读者，缺乏大动荡年代迫切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正义感，多的是休息、娱乐的需求，再加上市场规律的自动调节，通俗小说怕是压不下去也批不倒的了。除非冒着再次动用政治权力直接干预的危险，但那么一来，很可能又将是“玉石俱焚”了。
大概正是有鉴于此，尽管目前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存在不少流弊，大部分批评家还是持宽容态度。不过，随着舆论界压力的增大，探讨如何提高通俗小说的创作水平，也许会成为文艺界一个热门话题。“提高”当然是好事，不会有人反对；问题是从哪个角度、凭什么手段来“提高”。大谈“提高”的人，如果是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