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新闻报刊史看其时代特征(3)

　　辛亥革命让报人更加踊跃地去办报，新文化运动更加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乐意并更加方便的去读报。广大民众直接和间接参与到报纸新闻事业中，这对争取新闻自由有着很大的历史意义。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五四运动推动者，提倡用白话文写作。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要求他们客观地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白话文被各大报所提倡和推广。消除和减少了文言文的生涩，读者更愿意去阅读。当时中国人仅仅百分之五的识字率，如果没有白话文的推广使用，后来报业的繁荣不可想象。

　　中国的新闻报刊业从一开始就注重读者的所思所想。我们要提一下黄远生，据报刊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是《远生遗著》。它是民国初年著名记者黄远生的文集。共四卷，以新闻通讯作品为主，该文集就表现出尽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社会、并贴近读者的求知欲望的不懈追求，迅速及时地报道当时发生的、有价值的、民众最关心的事实。

　　黄远生是我国新闻通讯体裁的开拓者。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功夫驰名海内外，文章流利畅达、幽默敏锐，深受读者欢迎。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他的报道充分发挥说明、解释等宣传作用，在公众中颇具吸引力。

　　著名报人邹韬奋坚决主张新闻出版自由。1936年，他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中说：“在这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关头，我们决不忍再看我们辛勤耕耘的新闻纸，再做掩饰人民耳目，欺骗人民的烟幕弹，更不忍抹煞最近各地轰轰烈烈爱国运动的事实披露。我们认为言论自由，记载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国国民应有的权利。”他同时又明确表示，“我们固然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但对有利敌人的消息，如关于外交国防军事之类，当然不愿轻率披露。”他在一封答读者信中强调，“最重要的当然是言论自由须得到合法的充分保障”，“在中国当前所谓言论自由当然是指不违反抗战国策的范围，有某些人把出卖民族的汉奸言论来否认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那是有意歪曲言论自由的本意”。当时的中国报人已经非常理智，继承了西方新闻自由思想中对国家和民众都有益的一面，他们会在保护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他们的斗争讲究策略。

　　民国时期的报业发展状况及其刊载内容直接和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面貌,相对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一种进步。根据戈公振著 《中国报学史》(1926)、秦绍德著 《上海近代报刊史论》(1993)、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传播史》(2002)与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2004)等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从民国初年到1949年底，全国各地编辑发行的各类报纸已达上万种。

　　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先后公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导党报条例》、《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审查刊物条例》。根据这三个条例的规定，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服从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审查。这标志着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初步建立。l929年又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和《出版条例原则》， 1933年国民党中央又先后通过和颁布的《检查新闻办法大纲》、《新闻检查标准 》、《重要都市新闻检查 》、《各省市新闻检查所新闻检查规程》等法规，表明国民党对新闻报刊业的控制已经制度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大量国土沦陷，中国报业也被分割为沦陷区、大城市租界区，国统区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区域。我国的报刊事业受到了严重摧残，特别是在日本侵略者控制地区，中国人民毫无新闻自由可言。在国统区，抗日报刊大量出现，昆明、桂林等地一时成为报刊云集的地方。抗战时期在华外国记者数量很大，陪都重庆成了最大的新闻集散地。不少西方记者如史沫特莱、斯诺、爱泼斯坦来到中国，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在国统区也公开发行，因积极宣传坚持抗战，深受读者欢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政治下获得了发展，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在1940年2月至1943年出版了许多革命期刊。这些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复刊、《新民报》、《大公报》等扩大了规模。据有关统计，国民党的中央直属党报有23家，发行量25万份；省级党报有27家，发行量14万份；此外还有发行量约40万份的准党报。中共方面报纸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一大批报纸被查封，如《建国日报》、《解放报》、《新华日报》等。为争取新闻自由，抵制国民党的检查活动，新闻界发起拒检运动并最终取得胜利。

　　六、中国新闻报刊业的发展与前景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报刊业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报刊的宗旨是为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坚持正确导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三贴近”、坚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受众之多奠定了报刊业的发展基础。报刊经营者针对不同受众，细分报刊市场。儿童、少年、青年、中年、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工人、农民、军队、各行各业都不难在市场上找到适合自身工作、学习、生活需要的报刊。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报刊业迅猛发展，报纸出版能力不断提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中国出版的各类报刊面向社会各阶层、各层次、各个方面，其中都市报最具活力。通过在30多个中心城市统计，都市报在全国报刊的总发行量中占40%多。当今，面向“三农” 、科学发展等问题越来越重要，其专业化报刊也逐渐繁荣。中国报刊业的大发展不言而喻，单从少数民族报刊的发展，就可照见一隅。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我国共出版12种民族文字的报纸88种，合计平均期印数81.81万份，13130万印张。与2000年相比，民族文字报纸增加了4种，总印数增幅达30%。到2005年年底，有99种民族文字报纸，用13种民族文字出版；有223种民族杂志，用10种文字出版。在文化事业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少数民族报刊还得到了政策的倾斜。

　　在一些世界传媒会议上，不断传来这样一个观点：如果离开网络和数字，报纸将没有未来。我们在英国学习报刊的高管们，也不断听到同行的好意相劝：“还是早点转业吧”。大家对未来趋势的一个重要判断是：报纸的数字化。这预示着传统媒体向着“数字化生存”的转型，报业的一场革命已经开始了。有人说，从世界范围看，报刊是夕阳产业，中国的报刊业的确面临着生存危机。但笔者认为，中国的报刊业不会消亡，除了不断适应信息时代的变化以外，纸质媒体以其特有的“亲属感”、“接触感”、“助手感”、“阅读感”和“收藏价值”，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只要报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读者的心田，报刊永远是人们的“阅读抓手”，永远是人类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