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雄与《西疆杂述诗》(2)

　　萧雄最后一次出关主要活动地点在哈密，故该书对哈密有关情况的记述较之他处不仅数量多，涉及范围更广。在164首诗中涉及哈密的就有20余首，连同注文约占该书总量的六分之一。《西疆杂述诗》是他在及其困难的情况下写成的，没有参考书，只得在脑海中挖掘记忆。一日三餐不继，只得靠典当衣物勉强维持。光绪18年（1892）贫病终于夺取了他的生命。5年以后，他的朋友元和江公鉴于萧雄坎坷生平，特刻其遗稿，安化黄运藩特为作序，略述其生平和遭遇。民国23年（1934），陕西通志馆将其编入《关中丛书》铅印发行，才使萧雄心血结晶和生平为世人所了解。

　　历代的边塞诗人，凡赴新疆者，无不留下许多诗句。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处的地位和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涉及的面与着重点亦不尽一致。或是注重军旅生活，或是垂青于自然风貌，各具千秋。而能够详细、广泛和严谨地描绘新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却不多见。清代末年的萧雄独树一帜，将笔墨伸向了不为前人青睐的民间“生活琐事”，写出了颇有特色的西域民俗诗，为我们研究新疆的民俗开阔了视野。本文试图对萧雄的生平、成书的过程及其《西疆杂述诗》中的民俗诗特点和价值，进行初步的探讨，望同好者赐教。

　　《凤化》载于《西疆杂述诗》卷三的一批风俗诗中，除开篇的《风俗总叙》一首之外，尚有教宗、文字、风化、刑法、伦理、婚嫁、生子、丧葬、历法、岁时、祭祀、攘祈等三十四首，其中有十多首涉及伊斯兰教生活内容。《风化》诗至少反映了下列几个方面：

　　（1）穆斯林聚居区的启蒙教育，总是普遍地从学习宗教知识开始。新疆地区的维吾尔等民族跟散居全国的回族（萧雄把它们分别称之为“缠回”和“汉口”）情况大体相同。重视汉语学习特别是卓有成效者为数不多，虽然，这样的人在当时也有所发现，如《才能》一诗说：“亦有飘然器守清，腥剡队里迥超群。聪明不亚青莲士，读尽番书读汉文。”指的是在维吾尔族中，既通维文又通汉文的出类拔萃之士，才华出众，完全可以跟诗人李白相提并论。诗人还在注文中指名举例以证之。当然，这只是个别突出的事例，从总体上看，“以识字诵经为出众”的情况毕竟居于统治地位。在伊斯兰彩色彩浓郁的新疆，过去一直侧重于宗教知识的启蒙教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教学设备和教材课本，与内地比较，更为简陋，但富有明显的地区和民族特色。例如校舍必傍树荫，夏日环坐树根，因季节变化有室内、露天之不同；再如读本用木简或牛羊版骨书写之类。而在内地，刊刻印刷的读物早就通行，如乾隆三十九至四十七年（公元1774-1782年）九年间，海南岛的穆斯林海富润在外念经求学，历经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省，身边就带有刻印的阿、汉文经书二十一种。从时间上看，比萧雄在新疆见到的情况要早一个世纪。至于作为初等教材的《亥听》、《杂学》一类读物，在同治、光绪年间，各地也早有不同的刻印本普遍流传。

　　（3）教育经费和教学制度、常规，也能隐约窥测到一点蛛丝马迹。例如生徒需要按周交纳有限的学费，教学者仅有微薄的“束修”，基本上是穆斯林大众自办自养，至于学制、年限，如何继续深造等，都无据可寻，不一定有健全、完善的体制。仅在课堂常规、奖惩办法方面提到“不率教者”要“答脚心”，较之内地对调皮儿童多半打手心，略有不同而已。至于节日“馈面馍、油做”之类，也跟内地送油香的习俗近似。

　　（4）讲得更具体而细致的是师资——阿浑，即“阿訇”，宗教知识的传播者。首先是介绍阿浑的职责和品德修养，阿浑自身的表率作用。虽“不受官职”，作用和影响却不可低估。 其次是记述阿浑的社会地位：在老幼男妇中受到“亲敬”，权贵人物平日也需以礼待，甚至可以跟大头目王爷交往。 再有就是阿浑的经济待遇和生活状况。“束修极薄”，靠生徒“每至七日”（很可能是主麻日）“供送普儿一文”，看来这就是交学费，已形成常例定制，外加节日馈送食品使阿浑的收人也有“淡季”和“旺季”。总的说来，在这种规模简陋、露天讲课、遍布南城各地的“学校”里，阿浑的待遇是微薄的。但尽管如此，仍然说明穆斯林群众还是有一的经济负担。

　　萧雄所列述的这些概况，几乎限内地没有什么显著差别。尤其是作为宗教职业者的浑，那种很难一概而论、轻下断语的较复杂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以至他们的处境，也跟内相差无几。例如从他们在宗教生活以至社会生活中对某些事有一定的决断权方面衡量，特是从封建上层集团为利用而器重他们拉拢他们方面考察，他们似乎属于能左右局面的、举足重的高贵者，但从他们主要靠讲课传教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或凭施舍救济为衣食之源这面看，他们又好象是清贫艰苦的“穷书生”、“穷尔林”。因此；实在无法确切地断言一基层的阿浑（部究竟应归属于上层人物之列，还是应视作民族宗教地区的教学人员？但管如何区分鉴别，自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千百年来之能相沿发展，历久不衰，其主要因素一，正是这一类阿泽起了承前启后、延上续下的传播宗教知识的作用。其形式和手段，就开办经堂教育。经堂教育的初级或普及阶段，就是萧雄所见的这种类型。即在穆斯林聚区，“齐趁髫年细讨论”，向他们灌输一些基本的宗教知识。这种形式的中级和高级阶段，则是进一步深造，另外设有更高级的经堂教育。但这一类学校，必须有较充足的经费，有诣更深的阿浑任教，有较多样的课程设置，有基础较扎实的生徒，而且，培养目标是宗教。职人员——传经宣教的阿浑接班人。这一类学校，数量、比例当然少得多，也许萧雄没有会碰到，至少是在《杂述诗》中没有反映，使我们无法捕猎这一类材料。但在新疆地区，明、清之际肯定会有较高水平的经堂教育，否则，世世代代沿袭相承的许多毛拉、阿訇，中还包括不少远近闻名的宗教学者，又从何而产生？在追溯探讨经堂教育发展史过程中，我深感到可供引证的资料不多，新疆地区的有关料更少，希望对钻故纸堆有兴趣的朋友们能留神挖掘它。

　　为怀念这位为新疆人民作过好事的诗人，以他咏哈密的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中原门户古伊吾，旧有雄藩驻此都

　　万仞天山横北郭，一弘清濑下南胡。

　　野阔山深十万家，王宫台榭旧繁华。

　　三城鼎峙平沙岸，落日牛羊起暮笳。

　　作者简介：王桂云，男，1932年4月生，原籍文登市，现居青岛市，原任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1992年离休，高级经济师，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山东省十大书香人家，社区公益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