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闻生涯的若干“之最”(2)
辛亥革命网 2013-06-07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邓涛 查看：
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构成了梁启超报刊活动的巅峰期，1901年梁在《清议报》最后一期上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长篇新闻学专论，足以代表巅峰期任公的新闻思想。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该文提出了衡量报刊“良否”的四条标准：第一，“宗旨定而高”；第二，“思想新而正”；第三，“材料富而当”；第四，“报事确而速”。梁启超指出，新闻与评论是两种不同的体裁，新闻应“博、速、确、直、正”，而评论当“公、要、周、适”。梁任公于1902年2月8日在《新民丛报》第一号上发表的《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系我国近代舆论研究中的第一篇专论。他给舆论下的定义，“舆论者，寻常人所及见也。”就是说舆论是一般平民百姓的认识，舆论的主体是寻常人，是平民大众。中国近代最早全面论述出版自由的专论，是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自由书•放弃自由之罪》和《新民说•论自由》。任公认为，“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这是一种自然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梁不承认绝对自由、绝对权利的存在，称自由的公理为“人人自由，而以不侵入之自由为界”。梁启超极力肯定出版自由对人类的贡献。坚决反对政府对报业和思想的垄断，主张打破报禁以解放思想。在极力主张出版自由的同时，也强调报人对社会应承担道德义务。在任公看来，自由和义务、自由与法律须臾不可分离，只有法律秩序内的自由，方为人类进化之至宝。梁启超探索了言论自由的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批判了垄断信息传播及统一思想的弊端，这在中国近代新闻舆论学术史上具开创性意义。
1902年11月15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8期，梁启超以“中国新民”的笔名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其中有“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等语。此处的“麦喀士”，系当时卡尔•马克思的音译。所以说，梁文是中国报刊中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文字。最早刊登自制铜版照片的中国报刊也是《新民丛报》，如《檀香山焚烧华人市场惨状图》、《加拿大下议院议事图》、《英国议院图》，等等照片。在“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所办报刊中，《新民丛报》最为成功，无论内容的丰富，议论的独立视角与深刻，编辑思想之首创精神，包括图片和印刷的精美，均属中国报界前所未有。戈公振著、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国报学史》中对梁启超有如下公允之评价：“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潮的发达，皆由（梁）先生启其端。”《新民丛报》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在国内外设销售处97个，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影响。诚如梁启超的自我评价所言：“本报自壬寅开办以来，于兹两载，其条例精密，议论崭新，为国民之警钟，作文明之木铎，且开我国丛报界之先河，居我国丛报界之魁首。”1958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武昌盛赞梁氏“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其文“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
四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9月28日离开日本返回中国。梁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后辞去司法总长职务，任币制局总裁。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反对袁称帝，故毅然辞去币制局总裁职位，应中华书局之聘任《大中华》杂志总撰述。袁世凯要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他拒绝了。梁写信给袁，劝其不要“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盘石之安，就虎尾之危”。梁启超还曾与冯国璋进京力谏，全然无济于事，反而有筹安会之设。
8月20日，《大中华》在第1卷第8期发表梁启超所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表示异议，申言“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檄书刊发，各报争相转载，被传诵一时，似讨袁号角吹响，影响很大。后梁启超在一篇题为《国体战争躬历谈》的文章中记述了上文发表前的情况，“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20万元，令勿印行，余婉谢之”。有新闻史专家戏称梁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可谓“稿酬”最高的文章。
（作者邓涛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