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战略实施中的成与败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思想。它的遭遇，或褒或贬，历来不断。当国家和民族面临着不幸或灾难时，有人会起而攻之“此乃孔家店之过”；在欣逢发展或兴旺时，差不多又众口一词：托儒家思想之福。同一个儒家思想，在不同时代、不同景况之下，评价迥异，这固然有统治者政治需要的因素，但确也存在着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儒家思想中的哪些部分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积极的或消积的；另一些部分作用是否相同或不同。当条件发生变化时，儒家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是否发生变化，发生哪些变化？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研究中如若发现，是某种不利的条件制约了儒家思想某些积极部分作用的发挥，使其固有的光辉无法闪烁，那么，人们就应设法改变此种条件，使传统思想的优秀部分发出它的光和热。

　　在中国近代外交战略的制订和实施中，儒家思想均产生了影响，发挥了作用。研究这种思想在其中的作用，权衡它的得与失，审视它的成与败，就是探寻传统思想与其时代（环境和条件）两者间变化规律的一种尝试，人们从中也许会发现些什么。

中国近代的外交战略

　　自从1840年西方洋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城门之后，泱泱中华帝国在对外界毫无了解、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开始同西方国家发生交往。人们说：弱国无外交。这是指无独立自主的外交。近代百余年时间里，在与西方各国交往中，西方人总是牵着中国统治者的鼻子走，后者不是委曲求全，就是虚与应付，很难看到独立与自主。连长期主持外交的李鸿章也为此发出感叹：“然所谓遇刚则柔，遇柔则刚，既无定见，复少恒心，……闻者能毋愧愤欲死？”［（1）]由此，有人认为近代中国虽有外交，却是“没有一定外交方针的外交”［（2）]。这似有些道理。外交方针既无定数，正确的外交政策，长远的外交战略更谈不上。但据笔者看来，这只说到了问题的表层：若深入进去便会发现，那时的中国政府，外交方针、政策、战略都是有的。此处拟着重讨论它的外交战略。外交方针和政策皆由外交战略决定，不管它们怎样变化、有无定数，都是为这个战略服务的。

　　近代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和戎”或称和战。这是洋务派的外交思想，也是主持近代中国外交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提出和实施的外交战略。按他们的说法，和与战互为表里，“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实际上“和”是主流，是本质。所谓“戎”即战备，是推行“和”的一种掩饰物，顶多是一种愿望。“和戎”，实际上就是维和——维持和局，这就是近代封建统治者推行的外交战略。

　　有人认为，“和战”仅是一种外交上的权宜之计、战术和手段。在谈到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时，有人称：李鸿章的和战论，“是一种权宜之计”，“表现为一种拖宕战术”，“是一种从长计议的手段”。［（3）］就是说是一种具体加以运用的外交策略，而不是外交战略。所谓“战略”，就是全局性的谋划。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即国家在外交领域规定的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全局性的方针任务，而外交策略则是为实现外交战略任务而采取的手段。两者比较，战略表明全局和长远利益，策略反映局部和当前利益。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所力主的“必须和戎”，显然不是一时的需要，而是要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和倾其全力要实现的目标。李鸿章说过：“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4）］“保和局”是他目前和将来长期要坚持的方针，而且他还将此视为全局性的决策，他曾批评不以和而坚持战的林则徐、僧格林沁等人破坏了全局。他说：“即究今事始末，林僧二公逞一时之愤，几毁全局，谋国者可不深长思耶？”［（5）］主战，几毁全局，维和，就是顾了全局。在李鸿章的心目中，通过“和戎”，在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经办洋务，增强国力，内可以镇压人民的反抗，外可以作一定程度的抗争，才能最终达到巩固和延长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在李鸿章等人看来，这就是他们要维护的国家最高利益。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和戎”是中国近代的外交战略。洋务派制订的这个外交战略虽在清政府中遭到一些人（所谓“主战派”）的非议、反对，乃至攻击，但由于投合了最高统治者（如慈禧）的需要，而最终成为那时外交的主流而得以贯彻和实施。

　　“和戎”外交战略的实施固然是出于统治者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但确也是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对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列强的认识出发而制订出来的。当时的中国贫弱而落后，这一点洋务派的外交家们是认识得很清楚的。外交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为达到目的，必讲求外交之道。外交之道的运用又必然以其实力为后盾。此时的强敌已拥有“无坚不摧”的新式枪炮和“瞬息千里”的快船战舰，而中国军队仅有弓矛小枪和帆篷舟楫。于是，“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中土”，而我“不得不受制于西人”。［（6）］在此情况下，中国怎能与数强敌争较呢？“战守无具，不能不以和，允为御侮长策。”［（7）］“和”，这就是李鸿章的答案。而且，要将“和”作为长久之策施行。其他洋务派人士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薛福成说：“中国武备未精，未可为孤注一掷。”［（8）］郭嵩焘更注意到战争的后果，他说：“国家用兵三十年，情见势拙。”［（9）］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以中国的国力和军力，要同拥有近代工业和军事技术装备的西方列强开战，不但战争的沉重负担难以承受，而且也是不可能取胜的。这是他们冷静估计形势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出了维持和局的战略，并在实践中极力加以贯彻。

　　和戎，这种战略不仅对中国封建统治者有利，也为西方列强所能接受。从奕ｘīｎ＠①、李鸿章、郭嵩焘到左宗棠、王韬等人差不多都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新特点，即他们不以夺取中国土地为目标，也无意推翻清王朝政权，他们重在通商和得利，寻求市场和夺取原料，即进行资本主义的剥削。王韬的话颇具代表性，他说：“西洋通商中国，就目前而论，其志在利不在于土地。”［（10）］今日的敌人——西方列强要打开中国封闭的城门，要通商做生意，我们不能不与之交往，这种局面是不可逆转的。当今之计，只能根据中外关系的新形势，寻求新的“应付处理之方”。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和战”战略。由于这个战略是在正确地分析了中外关系新特点之后提出的，为西方列强所能接受，也为中国统治阶级中的主流人物所能容纳，故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得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