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混战的原因和变化(2)

　　三、中国南北对立,演成北洋军阀混战局面,国家分裂的天时，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浓厚，这是四川军阀明争暗斗的客观条件。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南北分裂，推动了各省军阀的明争暗斗，四川内战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当时报刊上说，“四川每次内战，是患的‘外感病症’”，此话确非虚语。从全国各省的护国护法战争起，一直到奉、直、皖战争，无一不是四川内战的导火线。各省领军首长，既不愿意军民分治，也不顾全中央统一，纷纷拥兵自重。他们都认为，“军权在手，而行政权在省长。督军不兼省长，则不能独当一面。达到为所欲为的特权。”例如民国五年（1916年）西南护国军起义，总司令蔡锷（字松坡）率滇黔两军入川，后蔡因病赴上海就医，四川督军以滇军军长罗佩金代理，四川省长以黔军军长戴勘兼理。当蔡总司令临行之前召集首长会议，川军军长刘存厚在会上表示：“总司令假期以内，当绝对服从。”不意蔡去后，罗督下令裁军，固然是义正词严，为人民减轻负担，但是他只裁川军，军长刘存厚畏其不利于己，乘罗、戴两人意见分歧，从中离间挑拨，罗竟同意驱逐黔军，同时川人治川的声浪高涨，排外空气，层见迭出，弥漫全省，遂演成川黔战争，围攻皇城，第一次成都巷战，就此开始。不数月黔军败退，戴戡出走，川滇又继续战争，罗、戴中了刘存厚各个击破之计，接下来，直接就是罗（佩金）刘（存厚）冲突。云南督军唐继尧不得不续派顾品珍，赵又新率两军来援，酿成渝、泸、纳等地川滇大战，东道门户如内江、资中均失守，结果，渔人得利，熊克武竞以一师之众，奉广州政府之命督川，北京政府遥领川军之计，遂不得逞。1917年秋，四川省长张澜不得不到北京设置四川省长行署，四川督军刘存厚仅率国军21，22两师奉北京政府段祺瑞执政之令退驻陕南待命，包括我在内（我时任22师43旅少将参谋长，巴中人吴震任少将旅长）

　　当时川内军阀如刘湘、邓锡侯等，虽在川督熊克武指挥之下，彼此同床异梦，各有所图。他们为了暂时安定军心，特定出一个“防区制”，利益均沾。这种分脏式的制度出现，尤为野心家所欢迎。在此时期，四川的政治异常混乱，如川东所属丰都县，在一天之内，竟有三个知事奉委来县接任，一个奉四川省长公署的委任，一个奉东川道尹公署的委任，一个奉驻军的委任。因为在防区制时期，凡属防区内的县长局长，不通过驻军长官的同意或保委，就不能履新，所以政令不出于省门。这是我省政治生活中历史留下的障碍。

　　川军祁处陕南间，官无薪，兵无饷，归乡心切。1920年1月，我旅少将旅长，同学同乡吴震（字泽周，巴中凌云乡人）病死陕南。自讨袁以来首任旅长，同学同乡李挽澜（巴中城守乡人）已战死内江。我意旅长一职应由团长潘文华继任以安定军心，而师长钟体道不同意，我专程去汉中面见川督刘存厚，表明推举理由是，“川军寄人篱下，一切均应维系军心”，刘督深以为然。1920年初春我在陕南西乡县欣闻北京段祺瑞政府倒台，便与同学、旅长潘文华计议，由我赶赴汉中，乘夜谒见川督刘存厚，提出“以我家乡通南巴三县为突破口，借道绥定（达县）以颜德基保安司令的民军旗号，驱逐盘据大巴山的匪徒郑启和，我旅愿做先遣，到时迎请川督和省长张澜回川。”刘督又深以为然。我们依计而行，1920年初夏，川军得以全部返回四川。

　　1926年，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同年四川各军都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委任，但由于防区制形成，仍然是挂羊头卖狗肉。刘湘的二十一军和杨森的二十军据渝、万一带三十余县，封锁东川咽喉，邓锡侯的二十八军窃据成都附近十余县，田颂尧的二十九军窃据川北阆、潼两属二十余县，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窃据泸、嘉和川南、川康共三十余县，惟有刘存厚仍然打着五色国旗的牌子，假川督的虚名，兵不满万，利用田颂尧（系刘的老表）为外援，亦窃据绥定、城口、万源等县。他们在自己防区内割据称雄，独裁专政，私设造币厂，兵工厂，政务处，为所欲为，如土皇帝一样。最突出的以县长局长作为调剂属员的代替品，轮番委任。他们为着自身的利害关系计，在省外则派出代表，无论南北两方中央政府都大肆活动，设办事处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洛阳等地。值北洋军阀内战时期，乘中国南北对峙，他们应付时局，用尽了两面派手法，以遂其自私自利，因此他们在省内招团成军，招匪也要成军，部队扩大了，军需就要人民负担，除巧立名目的特别捐以外，对赋税每年一征再征，预征到二三十年，尤以为足。

　　四、学派关系，助长了军阀的利害冲突。

　　四川在满清末期，只有四川武备学堂一所，继武备之后有成都陆军速成学校，与此同时，保定陆军速成学校相继毕业，在川军任中下级军官的大多数是速成和保定两个学系，日本士官学校和武备学堂已成过去了。各地官弁学校，讲武堂和泸州、合川两地军官传习所毕业的人数很少。

　　由于同学私情，忘却了公义，一般都勇于私斗，彼此利用。今日联甲以打乙，明日联乙以倒甲，他们都是为了争地盘，招部队，厚实力。例如顺庆防地，在川北较为富饶，一向为第五师何光烈驻扎，直隶四川督军署，民国十二年（1923年）杨森奉洛阳节度使吴佩孚之命督理四川，邓锡侯、田颂尧出兵争夺顺防，杨森亦出兵制止，闹得一时乌烟瘴气，没可解决，结果由洛阳吴佩孚电令，顺庆防务由三个督办处理，即川陕督办刘存厚，川康督办刘湘，川黔督办袁祖铭等人处理，顺庆防务始暂告解决。这种循环内战，正不知止于何时，如果战而获胜，可以扩大防地，增添部队，战而不胜，仍可以自保，所以说胜败都有糖吃，这就是学派关系造成四川二十余年来的混战局面。其中没有学派的熊克武、赖心辉，虽说熊是四川督军兼川军总司令，又是军长兼省长，终不能立足于其间。可见学派是制造内战的根源，善于利用它，就可以升官发财，拥兵自卫。但又不然，当利害冲突时，虽然是同学亦有所不惜，刘湘、杨森四川速成军校同学也，竟有1927年下川东的刘杨之战，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亦保定军校同学也，竟演成1932年成都第二次巷战。

　　五、扩充实力，图谋私利，是四川军阀混战的思想根源

　　1925年四川防区既定，割据之势已成，他们囊括民财之念就大起。邓、田、刘（文辉）在成都组织的三军联合办事处，因争夺税收，分脏不平，演出成都第二次巷战。此时日本军队已侵入东北三省，国家危亡，亟亟可虑，红军北上抗日，义正词严，昭如日星，先头部队张国涛、徐向前已抵通江，田颂尧为巩固他通南巴三县的根据地，1933年1月在成都巷战中抽调李伟如师来巴中弛援，不意在通江与巴中交界处“杀牛坪”一战，打得李师全军覆灭。假革命那是真红军的敌手呢？先是蒋政府命田颂尧为四川剿匪督办，刘湘在重庆坐观成败，暗派巴中人刘自忠、王化云假造民意到南京请愿，“撤换田颂尧剿匪作战不力，另委贤能以安民心”，蒋因此委刘湘为四川剿匪（指红军）总司令一职，田颂尧撤职查办。刘湘得此头衔，在1937年“七七变”前就有“先安内后攘外”，以迎合蒋介石“先剿共后抗日”的企图。国难当头，他们仍在同室操戈，借安川以自重。防区制的贻毒，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