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洋务派的海防建设(2)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北洋各海口受到威胁。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琅峤后，清政府觉察到日本为“中国永久大患”。（《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第九十九卷，第32页。)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建议成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北洋海军负责山东、直隶海面，设提督于天津；东洋海军负责浙江、江苏海面，设提督于吴淞；南洋海军负责广东、福建海面，设提督于南澳。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北洋、南洋、福建海军初具规模。

　　但是，在1884年8月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马尾一战全军覆没，南洋水师亦遭重创，只有北洋海军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中法战争的失败，对洋务派是一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们不能从根本上接受失败的教训，但是，他们没有停止进行海防、海军的建设。

　　1885年6月，清政府宣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洋务运动》（二），第565页。)1885年10月，清政府设海军衙门，任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奕郡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李鸿章操实际大权，李鸿章倾注二十年的心血建成了一支近代海军。从李鸿章建立北洋舰队的过程和措施，我们可以看出洋务派建设海防的性质。

　　首先是舰队问题。开始，李鸿章鉴于“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和沉痛教训，极力主张自行制造。在他看来，自造舰船就可以达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的。后来，他看到，自造船速度慢，满足不了急速发展海军的需要；设备差，技术落后，不适应海战需要；而且“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不如“在外订造为省便”。（《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二十四卷，第17页。)他改变过去造船的主张，主张以买船为主，多次上奏购买铁甲船，并且提出：“欲求自强，仍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船不可”，（《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三十五卷，第28页。)若能添购两号，纵不足以敌西洋，当可与日本角胜海上”。（《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十六卷，第3页。)在他的请求得到了允准以后，就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舰，于1885年驶达天津。李鸿章在向德、英购舰的同时，并不排斥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所造之船。这样，到1888年，北洋舰队舰船已初具规模：除拥有定远、镇远两艘七千吨铁甲舰外，还有济远、致远、经远、靖远、来远、超远、扬威等七艘巡洋船，以及蚊炮船、鱼雷艇等多艘，总吨位达四万余吨。

　　其次是船坞、港口、炮口的建筑。李鸿章说：“船之需坞，犹人之需庐舍，栉风沐雨，胼乎胝足，不可无休息饮食之所也。”（《洋务运动》（二），第568页。)1881年先在大沽海口建船坞一处，随之又在北洋第一门户旅顺建大船坞，到1890年全部竣工，使北洋各舰可以随时上坞维修而不需要远借异国。

　　港口、炮台是庇护舰队的重要设施，“水师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有兵而无炮台庇护，则兵船之子药、煤水一罄，必为敌所夺，有池坞厂栈而无前后炮台，亦必为敌所杀。”（《洋务运动》（二），第568页。)为此，李鸿章先后在旅顺、大连湾、威海等地，兴建了许多炮台，至1891年均建造成功。从此北洋舰队以威海卫海澳为宿海军之所，以旅顺海口为修治战舰之所。“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洋务运动》（三），第195页。)

　　在强邻环列的半殖民地社会，在中国北方沿海搞起一支海军，首先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的海防，对外国，特别是对日本起着一定的威慑作用。日本在70年代决心要耀皇威于海外，山县朋朋在1873年夏对西乡隆盛吹嘘，经过一二年，就可以派遣军队进攻中国大陆。”（德富苏峰著《公爵山县有朋传》，日本书屋昭和44年版中卷，第308页。)定远、镇远铁甲舰于1885年开到天津服役后，日本深感莫大威胁，不敢冒然寻衅。于是，提出八年造船计划，以对付定远、镇远，这不能不说明北洋舰队的建立，起了推迟日本进攻中国的作用。李鸿章在1891年《巡阅海军竣事折》中曾骄傲地总结道：“综核海战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这番话，虽有过奖之处，但也反映了北洋舰队的御侮作用和作战能力。

　　在海军指挥人员和水兵的培养和使用上，李鸿章采用的方针是有利于国防建设的，他采用沿海征调水手和设学堂培养相结合，国内培养和派留学生相结合，外加聘请外国顾问的方针。

　　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是北洋舰队的主要骨干和中坚，出洋官学生和船生次之。“北洋前购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材于闽省。”（《洋务运动》（二），第460—461页。)这是一批中国最早的海军人才，其中多数在保卫祖国的海疆中表现英勇。士兵的来源，除少数为原登州、荣成水师转来的，一般都是以威海、荣成、文登一带的渔民、农民和城镇人民中招募的，“皆北省丁壮素谙风涛者”。（《洋务运动》（二），第460—461页。)这是从提高舰队水兵的素质出发的。另外，为了保证海军发展的需要，先后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鱼雷学堂，在大连、威海设立水雷学堂。学员除了在课堂上取得书本知识外，还要到船上操练，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北洋舰队成军时，各舰许多高级将领和技术人员都是从上述学堂培养出来的。这些措施基本解决了北洋舰队对水兵及技术人员的需求，保证了舰队的正常发展。

　　当时，清政府从国外购买了几批新式战舰，需要大量的驾驶、轮机、火炮等方面的军事技术人员。要满足这种需要，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派人出去学，二是请人来教。清政府主要采用了第一种办法。1877年1月31日，李鸿章在《闽厂出洋学习折》中指出，由福州船政学堂派熟悉法、英文学者到法国船厂学习制造，到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求精通。（《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二十八卷，第21页。)福州船政学堂先后派出三批学生共67人出国学习，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官学生出国学习，共120人，出国后多半转入海军。（戚其章《北洋舰队》。)另外，北洋舰队和水师学堂，还派出一些人员出国学习。“如此分投学习，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二十八卷，第21页。)这些留学生到英法等国学习先进舰船驾驶技术，不仅对北洋舰队的战斗力的提高起了一定作用，而且带回了一些新知识和新思想，对海军建设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雇用洋员方面，清政府提出的原则是：“一切调度机宜，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洋务运动》（二），第249—250页。)从北洋舰队建立之日起，直到它最后覆没，从来未违背这条原则。清政府雇用洋员主要担任驾驶、机务、炮务等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聘用洋员，必定合用，其中赏罚进退、工薪、路费等都有明文规定，遇有对“技艺未精”的洋匠，“分别辞退”，“另募熟手接办。”（《洋务运动》（四），第246页。)广州巡抚蒋益澧说：“船上舵工炮手，初用洋人指南，习久则中国人亦可自驶。”因此，雇用洋人的数目逐年减少的。1885年，定远、镇远、济远三舰从德国驾驶回国时，雇用洋员455人，到中国后，只留用43人。1888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从英国和德国驾驶回国时雇用洋员32人，到中国后，只留下13人。北洋舰队刚成军时，主要战舰上还有50多名洋员，到1884年便减少到了8人。

　　再从外国人在北洋舰队中占有的权力看。有些洋员在北洋舰队中任职时间较长，但并未掌握实际领导权。北洋舰队共聘用过六位总教习，其中英人琅威理任期最长，两次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却只是“虚号崇优，非实职也”。（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1879年总理衙门拟命英人赫德为总海防司时，李鸿章竭力反对。另一件是1890年北洋舰队巡泊香港时，提督丁汝昌因公离船，按章程规定下提督旗，升总兵旗。右翼总兵刘步蟾照办，而任总教习的琅威理执意反对，主张由他代行提督权僵持之下，电请李鸿章，李鸿章回电升总兵旗”。（《洋务运动》（八），第490页。)可见，一个海军总教习，又挂副将衔，却连挂提督旗的资格都没有，还有什么指挥权呢？“他的支配权最多只及于船舶运用术及炮术而已，至于行政则由中国人掌握最高权”。（《洋务运动》（八），第441页。)德国人汉纳根也是在要求以提督衔任海军副提督掌握实权时碰壁。这些事实都说明，洋务派坚持的是“权操自我”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