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鲁东及青岛抗战纪实（5）(2)

    　游击战的第五个原则，是白日潜藏，夜间活动。艺术家说：『白画为色彩而设，黑夜为音响而设』，诗人说：「白天为了工作，夜是为了爱」，但是，从一个抗战军人来看，伟大的夜，却是为了行军，为了奇袭，为了给游击者以打击敌人的良好机会。黑夜，当然不如诗人们所幻想的美，也不如常人所咀咒的罪恶，在军事上，它包含了许多辛苦、机智、紧张、危险、悲壮的份子，我在八年抗战生活中，领略尽了这黑夜的滋味，像夜间行军，有时是披星戴月，有时是沐雨栉风，无论天气如何，都不容我们自由选择，而是不得不行。因为后面有一种力量在压迫着前进，使我们要从辛苦、危险当中去完成任务。因为游击战是要奇兵奇胜，并不和敌人展开持久的阵地战斗，也不求一次两次的战斗决定胜负，只是以出没无常，莫可捉摸的姿态，和敌人混战厮打。在这种要求之下，当然最好是利用黑夜的帮助。到了黑夜，就把整个的山地化成了我们坚固的防线，把山上的草木，化成了我们的奇兵。敌人是处处怕遇伏兵，也无法搜寻目标，只好缩守营盘。收敛他们的气焰。而白天静如处女的我们，到了黑夜，就开始一切活动。我们是夜间活动，夜间工作，充分利用笼罩大地的黑暗的威力。在昼夜之间，和敌人平分天下，因此敌人打不起劲，也就常常曳兵而走。在越过铁路与穿过敌人重要据点的时候，只是一个紧张的场面，我们得随时提高警觉，防备遭遇敌人的射击或埋伏。有时要爬过山岭，渡过河流，越过丛林，穿走羊肠小道，除了依靠两腿之外，没有代步工具。至于盛暑酷寒，受冻、挨饿，那是当然的事实。因此，我们在由崎岖的山地或荷棘丛生的道路，走到平坦的山上的时候，便觉得舒适异常。当我们在黑夜疲乏停步休息的时候，无论是躺在地上、石头上，或泥坑上，甚至睡在乡村祠堂里存放的棺材盖上，都觉得比睡在都市洋房的席梦思床上更为舒服。我们饥不得食，渴不得饮，忽然得到粗饼干粮充饥，河水井水解渴，那真比山珍海味、汽水啤酒，来得有味。我们在朔风凛列中，穿着薄布军服，冻得手脚僵硬、肌肤裂痛的时候，进到一间草屋、破房，比在水汀间还要温暖。因此我在行军中，领悟到苦痛与快乐是相对的。不吃苦就不觉得甜，不受过痛苦就不知道快乐与幸福。人们但知从物质享受中去追寻快乐以求满足无厌的欲望，所得的只有苦恼；不如从吃苦当中去求取苦后的微甘，倒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满足。尤其在月夜，当我们行军的时候，最易引起对于人生的感悟，对于家乡的眷恋。我个人在这时候，常是想到老母、妻子的健康与安全，想到他们此时此刻或已深入睡乡，也许怀念征人，能够梦中与我相会呢！同时又想到国难何时可以解除，戎马生活何时可以结束？天伦何时可以重聚，踏月沈思，百感俱集。但是横在眼前的，便是血淋淋的场面；成千成万的同胞被屠杀、被跺躏，民族的呻吟，冲刷了骨肉的关切，最后，还是抛开这些念头，矢志报国争取人生最大的意义。夜，予我以慰安。予我以兴奋，也予我不少的机会，去体验人生的险阻艰难，去领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此外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对于民众的掌握。我们的行动，几乎无处不需要民众的帮助。要民众时时刻刻直接、间接去探听敌人的动静，变成我们的耳目；并要民众不对敌人泄漏我们的消息。至于饷糈的补充赖之民众，在隔绝抗战后方的我们，尤为无法避免的事实。所以游击战必须把基础置之一般民众的信用之上，如果践蹋民众，决无成功的游击战争。

　　（七）、从鲁东抗战到崂山游击

　　我在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接任鲁东行署主任，时当前主任卢斌被害，敌伪军张宗援等部进犯鲁东，环境应付最为困难。我看到各县武力，不相联属，不足以抵御敌伪小股的兵力，因遂策动成立鲁东抗日联军，从各保安旅团中抽调组织。鲁东抗日联军成立以后，我们首先把进犯莱阳的伪军张宗援部，予以击退，这不但使我们抗战的信心为之增强，渐见消沉的民气，为之挽回，而且使敌伪从此不敢以小股兵力进犯。

　　抗战不能没有理论，尤其在以后几年中的抗战，敌人已普遍攻占了城镇，共产党也到处开始活动，敌寇有一套「大东亚主义」的理论，共产党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抗战理论，就无法对抗；抗战部队就变成土匪部队一样，无法号召民众，控制人心。因此我在鲁东讲演了不少的抗战理论，写了不少的文章，其中最发挥效力的，就是我写了一本「总理遗教概述」，约五万余宇，以抗战到底来阐述民族主义，以真正民权主义来阐述民生主义的真谛，批驳敌伪开发大东亚的经济理论。这一部书在鲁东各县、各学校，无不采用为教本，甚至鲁南亦多采用，确实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是在理论和思想上领导抗战的情形。

　　其次是以政治领导军事。当时环境，虽然完全是与敌伪拼命的军事行动时期，可是在游击区内，并无国军主力可恃，纯粹以民间组成的武力控制地面，只要没有敌人驻扎的地方，就是我们掌握的范围。我们对这广大的「面」，就需要政洽的工作。游击武力在政治方面的作用，重于军事行动的作用，它是维系人心、控制地方、推行政治的手段。有人认为游击武力不可靠，这只是纯粹从军事上着眼，我们以训练装备均极薄弱的游击武力，去对抗武器优良的敌人，自然是强弱异势。但是在沦陷区内，国军不能存在，而游击队能存在，并且能袭击敌人，拖住敌人，非敌人所能摧毁，则游击队的作用也有超过国军之处。所以抗战中的游击队是含有政治性的武装组织，并非纯粹军事性质的部队。如果带游击队的人只知道发挥它的破坏能力，来为害地方，即足以驱民于敌，使一般人民甘受敌寇的统治。这种盗匪式的游击队，只是增加人民的苦痛，削弱抗战的力量，其本身必然趋于消灭，绝无成功的可能。我在鲁东时代所领导的胶东各部队，共有三五万人，番号三十余个，时常训示各游击将领，要他们把握民众，统筹给养，奉公守法，坚定抗战意志，团结合作，充分发挥政治的作用。我在胶东所以能够撑持四年之久，工作的表现也较其它各地不同，就是能够以政治领导军事。所以军事的成功，要从政治方面去寻求。证之各游击部队的消长盛衰，大概莫不以能否运用政治方法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