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英雄王延洲从青岛起步(2)

　　夏季炎热，有时借故偷偷去海水浴场洗澡，明知违规，还是要去。有一次，晚饭后，一位比我大的伙伴邀我去理发。理发过后，对我悄声说：“我领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去开开眼界。”我出于好奇心，很高兴地跟着他信步走去。一进门，就感到像进了世外桃源，楼上楼下装修得富丽堂皇，无数的彩绸玻璃镜框内是如画的美女照片，房间内有八仙桌、雕龙镂凤的大床，无数打扮妖艳的女人与男人打情骂俏，公开地拉拉扯扯，像闹市又像旅馆，隔壁传出琴声和狂欢的笑声。随地都有瓜子皮和水果皮，这样男女混杂的地方，我是第一次看到。在小说中看过的什么青楼，也许就是这样，但我不敢肯定。我的伙伴看来是常客，只顾与那些姑娘们说说笑笑，全然忘却还有我这个毛头孩子的存在，我被一个女子用那娇嫩的手摸了一下脸蛋，羞得我脸通红，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这一举动又引得众姑娘哄堂大笑，我实在羞得无地自容，只得慌慌张张夺路而逃。事后才知道是被伙伴带入烟花红楼，这个妓院叫东海楼，初次涉足妓院，在我的人生履历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过去在家乡，经常听说“洋货”。凡带“洋”的如洋火、洋油、洋酒、洋烟、洋车……等等，不一而足，不胜枚举。在青岛市面上，洋货充斥商店。在我的印象中，这些“洋货”都是外国人弄来赚中国人的钱的。青岛市从一个小小的渔港发展成一个城市，海滨有德国人，日本人修建的欧式别墅；外国人修建的海港、铁路、码头、无轨电车、发电厂、纱厂，几乎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洋人在青岛有别墅、汽车，他们高人一等，横行霸道，而中国人多半从事苦力劳动，码头上的搬运工，纱厂的女工，都是起早贪黑，为生活而奔忙，反而吃不饱，住的是窝棚似的小房子。而外国人和那些达官贵人、奸商劣绅，则出入有车，每天在茶楼酒肆吃喝玩乐。不但吃山珍海味，而且还逛妓院抽鸦片烟，住的公馆深楼大院，门卫森严，正如杜甫的诗中所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的家在日照农村，我从小就与贫穷结了缘。初来乍到这个繁华的都市，被眼前的光怪陆离的景色弄得眼花缭乱。当我熟悉了这个城市之后，我开始深思：人间有贫富两个阶级的人，我当然是穷人，自然站在富人的对立面，我不再羡慕老板的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是滋生了敌对意识，仇视外国人，更恨中国的达官显贵。我亲眼看见一个日本人用皮鞭抽打一个人力车夫，周围有人围观，敢怒不敢言。人力车夫不但不反抗，反而百般求饶，中国人的国民性到哪里去了？我心中愤愤不平，又百思不得其解。一次，我骑自行车顺坡道急速下行，有个日本小女孩背着书包横行马路，我确实躲闪不及，连人带车撞得她四脚朝天，滚出几尺远。我慌慌张张扶起车骑上就溜了，头也不敢回。这女孩伤势如何，我不得而知。日本女孩不是日本侵略者，如把对侵略者的愤懑发泄在无辜的孩子身上显然不妥，但在当时年轻偏激的思维下，心里没有太多的内疚。

　　1936年春，二哥延德（仲懿）由北平返日照探亲路过青岛，专程来商家见我。仲懿兄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中服役。一见面，就给我一个良好而令人崇敬的印象。只见他身着灰色戎装，披武装带，悬挂佩剑，脚蹬马靴，明晃晃的马刺，领章金光闪闪，白手套，威风凛凛，神气十足。老板见来贵客，十分殷勤招待，使我也脸上增光；师傅们都以我有这么一位当官的哥哥引以为荣，认为我在这里决不会干长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将来定会被兄长提携，去升官发财，岂能在这里当店员伙计。

　　二哥是从父亲那里过来的，知道我们父子在青岛谋生不容易，但他没有什么办法改变我们家的生活环境，只是好言相劝，将来等机会，一定把我救出牢笼，另谋出路。一宿未眠，第二天一早，二哥返日照老家去了。相处时间不长，但我内心起伏的波浪经久不息，本来就不安于现状的我，被二哥这一来改变了人生轨迹，从此下决心脱离这个苦海，对学做生意，当店员不感兴趣，因此，我一心想从军，千方百计找门路改变我的生活。一年来我没有真正学到什么技艺，只是白白浪费时间。这种想法不敢流露，更不敢让父亲知道。即便求父亲，他也绝对不会答应的。父亲一辈子干店员，深感找份像样的工作不容易，他的观点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吃粮当兵，顾不了家口，还要冒生命危险，干这个不划算。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对老板和师傅不再那么毕恭毕敬，工作也不那么积极认真，终日借口跑业务外出，一玩就是一天。终于，1936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日，老板炒了我的鱿鱼，我既不够资格在这天的盛宴上坐上席，也没有领到红包，而是打着铺盖卷走人，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我不后悔。父亲怒气冲冲，认为我学坏了，不可救药，不想再为我去找份工作，而是让我回老家种地当农民。在父亲眼里，我是彻底完了，处境不亚于当年他赌博输得卖田地还赌债。我并不认为自己不争气，暗自庆幸脱离了这个伺候人的鬼差事。一年来，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懂得世间有富人穷人的差别，也知道金钱的诱惑力和洋鬼子的霸道，这些都是我在六年的私塾中没有学到的知识。

　　离开青岛，心中不是滋味，一想到要见母亲，心里又高兴，归心似箭。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心潮起伏，感慨万端。我不是衣锦还乡，而是被老板炒鱿鱼而失业回家，当然没有什么光彩。但母亲还是那么热情地欢迎游子归来，邻里乡亲父老、同学伙伴们川流不息地登门造访，打听外面世界的新闻，都说我变得像城里人一样了，细皮嫩肉的，亲昵地称我为“青岛客”，这是一种尊称。”

　　王延洲回忆自己再次来青岛：“1953年7月，我接到通知，去青岛疗养。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去青岛观光离别近20年的滨海城市，这里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个阶梯，这里有我的父亲，能与家人见面，就是一桩喜事。

　　从上海乘火车到济南转胶济路，在同一车厢巧遇中国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他到青岛演出，正好与我们飞行员同坐。程砚秋演的《锁麟囊》令人百看不厌，且独创京剧的“程派”，可以称之为“国宝”。他告诉我，北平刚解放的1949年春天，他因事外出，家中只有夫人果素瑛和徒弟王吟秋，不想周恩来竟登门造访，邀请我去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还给我留下一张纸条，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那晚演出，周恩来专门与邓颖超到后台看我，真让我感到莫大荣幸。相谈之下，感到欣慰。不久，收到程砚秋的请柬，邀请我们飞行员去看他的演出，戏在大舞台上演，坐位是正中第二排。程先生演“压轴戏”《梁山伯与祝英台》，他扮祝英台，演到《十八相送》时，看到他微胖的脸上，被汗水浸透，真够辛苦的。后来听说程砚秋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