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4)

　　三、辛亥革命打开和奠定了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法律法规初成体系，工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快速发展，这些骨干行业为主构筑的近代经济体系，是打破清朝统治王朝体系“旧房子”，摸索和建立共和国“新房子”阶段中取得的成效。这些变化大大推进了近代中国国内商品和市场的发展，各种要素市场得以出现，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比例大大扩展，使得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得以发展并初步成形，应该说，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最大变化。

　　根据吴承明的研究，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还很慢，90年代起开始显著，“而迅速扩大是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三十年代”。(36)韩启桐根据海关原始货运单编制的《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一书的数字支持了吴承明的论断。根据韩启桐的统计，1936年不包括东北在内的四十个海关输出总值(指输往国内各关者，故等于各关输入总值)，“为十一亿八千四百七十余万元”，(37)但这仅仅是通过轮船运输的贸易值。铁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货运量无统计，在30年代，铁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货运量大约是轮船运输量的三倍，如果就“以三倍计，粗估1936年的全部埠际贸易额约达四十七亿点三元，比之鸦片战争前的长距离贸易约增长四十三倍”。(38)

　　再从市场的商品结构来看，鸦片战争前国内商品流通额中，粮食居第一位，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居第二位，占百分之二十四；以下依次为盐、茶、丝织品等。鸦片战争后，逐渐发生变化，“到1936年，在埠际贸易统计中，占第一、第二位的都已是工业品，粮食退居第四位，盐、丝等更在二十位以下了”。“若就全部埠际贸易流通额论，工业品占百分之三十四，手工业品占百分之四十二，而农产品只占百分之二十四”。商品的主要流向是：工业品从沿海通商都市流向内地；农产品和农副业加工品由内地流向沿海通商都市。工业品到达内地城市后，大部分还要分运下乡；而农产品则要从农村运来。在此过程中，主要的都市成为商品的中转地。例如1936年上海运出机制“棉布九十六万八千余公担，分走二十三个商埠”；运出棉纱“九十六万余公担”，“直接运往三十一个关埠”。(39)

　　值得强调和指出的是，辛亥革命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这些变化，并非是一般性的变化，而是在性质上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这时期的经济，已经不是此前完整意义上的传统经济，不是在封建王朝体系下，以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而是改变为以“市场”为中心进行运转。很明显，辛亥革命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和配置资源的经济成分大大增长，并在不断推进和完善中。此时，经济法律法规为市场经济的推进提供了法律法规的框架和边界；交通运输业的演进和发展为商品流通提供了运量大范围广时间短的运输工具；电讯邮政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商品市场所需的快速信息；新式金融体系和传统金融体系相配合，共同为市场经济资金结算和资金融通及汇兑提供了便利。可以说这些变化，已经奠定了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并初步形成了体系。

　　明确并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爆发过一场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打破此前学术界以阶级斗争为纲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束缚，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和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分别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丁日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汪敬虞和吴承明所提出。

　　丁日初认为：“应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他认为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是新兴的、先进的生产方式，显著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初步奠定了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并促进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现代化的进展。他说：“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国民经济中始终不占优势，然而，他影响传统经济，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成为近代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领导成分。就像工人阶级虽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它却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一样。”(40)

　　汪敬虞则认为，应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时，应特别注意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原因。他说，“贯穿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心线索，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条中心线索本身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可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他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都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到这条中心线索上来。它从方法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涵量和内容，会使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既有提纲挈领之功，联系前后左右之力，又有充分发挥、论断和研证的广阔余地”。(41)

　　吴承明的看法则有不同，他认为应以市场和商业的发展作为中心线索。“对19世纪以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仍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线的。且其研究范围不限于经济领域，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化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生活。”他主张用“市场和商业来研究现代化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研究市场发展的轨迹，远比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效，因为市场发展的轨迹与资本主义萌芽相比，“远较明显，它是连续的，并可利用物价、货币量等多少作一些计量分析，作出周期性曲线”。他认为研究市场和商业发展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说是遵循着一种‘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假说”。这种假说，解决了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假说的矛盾”。吴承明还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迟早总会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但是，正像历史上有的国家或民族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有的没有经过封建社会那样，实现现代化也不一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就是“由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但进入社会主义后，仍然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现代化”。(42)

　　笔者同意吴承明的看法，但认为应明确提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理由如下：首先，资本主义经济尽管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领导地位，但毕竟是外来物，是引进并在中国社会这个母体上产生发展的一种新型经济，以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主线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与“外因是根据，内因是决定因素”的辩证法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难以全面客观地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整体发展演变。其次，用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主线索，关注的焦点必然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演变上，其结果必然有意无意对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产生轻视和忽略，但被轻视和忽略的这一块却在近代中国经济中占有压倒性的比重。反之，如用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主线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可以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非资本主义经济内容全部涵盖，包容性更大更强，能够从更高更广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整个中国近代经济的演变全貌和彼此之间各个部分的联系，可以达到汪敬虞所说的“这条中心线索本身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可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的目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都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到这条中心线索上来。它从方法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涵量和内容，会使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既有提纲挈领之功，联系前后左右之力，又有充分发挥、论断和研证的广阔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