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3)

　　这些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崛起和发展，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和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某些重要特点。

　　交通运输和电讯企业在这期间也有了明显发展。在铁路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交通状况十分落后，受到地理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传统运输方式中成本较低的水运只能在东部河湖水网和沿海地区有较大作用。没有水路运输条件的陆地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运输，但这些运输方式速度慢、运量小、成本高，还要考虑人、畜的消费，即便仅仅维持搬运者的最低生存需要，运费仍然很高。据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铁路运输运费每吨公里不到0.015元，而手推独轮车或平板车的运费至少要高十倍，至于人力肩挑背驮运输的费用则高出二十至三十倍。(22)

　　到1911年为止，中国修建好的铁路有9618公里，1937年时达到2.1万多公里，机车1912年时为600辆，1936年达1243辆，客车1912年1067辆，1936年2047辆，货车1912年8335辆，1936年15482辆。(23)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东北三省的铁路占全国已建成线路的42％，长江以北占32％，江南占22％，还有4％的铁路在台湾。(24)

　　这期间同样是中国轮船航运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13年时中国轮船总计894只141055吨，1924年发展到2781只483526吨，12年中平均每年净增轮船157只28539吨。(25)1935年时轮船增加到3985只71万余吨，比1928年净增2633只42万余吨，8年中平均每年净增轮船329只53425吨，大大超过了1913—1924年的记录。另据1936年对全国500总吨以上轮船公司的调查，有成立年份记载的64家，其中1927年以后成立的42家。拥有轮船81只165114吨，平均每只轮船2038吨。在这42家轮船公司中，有资本记载的24家，资本总额为5785000元，平均每家公司资本24.1万元。(26)超过了1921—1926年的18.6万元。(27)据调查，到1936年时，中国已拥有5000吨以上的大中型轮船公司27家。其中，拥有万吨以上的轮船公司14家，除原有的招商局、政记、民生、三北、鸿安、宁兴等公司外，新成立的大中型轮船公司占了大部分。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后分别有5家万吨以上的轮船公司问世，共有轮船22只78358吨，船均3561吨，(28)明显朝着大型化方向发展。

　　本时期在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和经营方面，值得注意的还有：

　　全国性的航业管理组织——航政局得以成立。长期以来，中国轮船公司成立、船舶检验、颁发船舶证照、考检船员及引水人、管理港务等项工作，以及沿海沿江航行工事的设立修理等等，均由外国人执掌大权的海关一手独揽。这不仅导致主权旁落，而且执掌大权的外国洋员常常对华商进行种种压制和刁难，以至“本国船只出入于本国港湾，几若身处异国，而洋商之船舶，则反可通融办理，不受法律之限制，独得优越之地位。其间接摧残本国航业，直接保护外国航业，固不待言而晓也”。(29)在有识之士的一再呼吁以及抵制外货、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下，自1933至1934年起，从海关收回了航业管理权，建立了交通部直属的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和哈尔滨五大航政局，统管全国航政工作，长期旁落的航政主权得以收回。

　　在官方收回航政主权的同时，民间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营业之弊害，发展交通为宗旨”(30)的轮船业同业公会，也纷纷成立，或在原有基础上改组重建。一时间，上海、天津、青岛三市以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山东、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先后成立的航业公会达四十多个。(31)

　　当时的中国轮船公司几乎全都成了航业公会的会员。航业公会在规范航业秩序、保护航商利益和促进航业发展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公路1936年达117396公里，汽车62001辆。民航航线达11841公里，飞机27架；邮路584816公里，邮政局所72690个；电信局所1272个，从业人员20704人。(32)公路和民航都是在这期间发展起来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中出现较大变化的另一领域是金融业。这里以代表新式金融机构的银行业为例进行说明。中国第一家银行是成立于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银行总数只有7家，资本总数为2156万元。辛亥革命后，仅中华民国元年一年间成立的银行数就达到14家。(33)此后到1920年，不算各种原因倒闭的银行，实存的银行数目达103家，1925年更达158家。银行资本总数1920年增长到8808万元，到1925年达到16914万元。1920年银行业的总资本数是1912年的2倍多，1925年更是达到1912年的将近8倍。(34)到1937年为止，中国的银行总行数达到164家，资本达到4.1亿多元。(35)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外国银行在华势力的活动。

　　在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证券、保险、信托业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近代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与此期新式大机器企业的发展相互呼应，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与此同时，经过1933年的“废两改元”和1935年的“法币改革”，此前中国极为混乱的币制基本得到统一，这时，经过多年的努力，到1934年为止，中国的关税主权也基本得以收回。这些都为大范围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