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钞”风云(3)

    　边币的贬值，引发了边区的物价飞涨。边币发行两月后，即1941年5月物价比4月涨了30%，6月比5月涨了26%。在物价飞涨的情形下，边区采取了稳定物价和巩固边币的措施后，7月份以后物价虽还在涨，但速度降低了，7月为11.8%，9-11月平均在14%。

    　因滥发退出市场

    　物价上涨，引发了边区一次关于金融问题的激烈争论。

    　边区银行顾问团和行长朱理治主要从金融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朱理治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一是受法币跌价和友区物价上涨的影响；二是国民党对边区经济的严密封锁；三是边区经济处于过度时期；四是边区经济严密的组织性不够。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边区经济存在几个问题：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财政收支的矛盾、出入口不平衡的矛盾和边区金融紊乱。解决的办法是出口土产、加紧生产、财政上开源节流、加强边区经济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他认为，边区物价上涨不只是货币数量的增多，而且商品的数量也减少了，要解决物价问题必须实行货币紧缩政策。

    　而一些八路军将领和财政官员则等米下锅，嫌钞票不够，要求增加钞票发行量，理由是“我们有政治保障，可以大量发行”；“要渡过财政困难适应革命需要，不能不再发行”。

   　 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支持了朱的观点，说：“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的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由于朱理治采取了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既是1942年后季到1942年边区物价有上涨，边币有贬值，但相对比较平稳。

   　 1942年整风运动中，中央把1935年陕甘边苏区的肃反与王明“左”倾路线联系在一起后，作为肃反的主要责任人，朱理治在1943年1月15日被免去了边区银行行长职务。

    　朱理治被免职后，他的金融观点被当做“金本位主义”受到批判，他的紧缩货币政策也废除了。银行成为财政厅的附属机关，发行货币成为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要途径，1-6月边币发行量达到2149万元，每月平均递增率达17.9%，在发行的货币中，其中财政垫款就占39%。7-12月累计发行量为13.8亿元，每月平均递增率达30.7%。

    　如此巨额发行，使边区印钞纸都发生了困难，更导致了1943年9月开始，边区物价、金融出现了混乱局面，各地市场物价飞涨，如延安9月10日布匹涨价40%，猪肉25%，过了几天，布匹又涨15%，猪肉再涨20%，庆阳市场的布匹涨价达100-130%。边币与法币的比价一路狂跌，如1942年7月挂牌价为325比100；1943年7月为750比100；陇东西华池黑市上的比价为1100比100；10月至12月，三边分区挂牌价为1400比100或1500比100，陇东跌到了1800比100。边币价格狂跌，信用丧失殆尽，甚至在市场上用边币都买不到东西。边币不得不退出边区金融市场。

    　发行商业流通券

    　1944年，为了解决因边币滥发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问题，边区制定了“物价慢涨，比价慢降”的政策，体现在货币发行上就是“货币慢发”。

    　5月23日，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决议》。商业流通券全称是“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名义上是贸易公司流通券，实际上仍然是边区银行发行，但“由贸易公司呈请边区政府批准，布告全边区还粮纳税商业交易一律通行”；流通券以贸易公司所属的西北土特产公司、光华盐业公司、运输公司、南昌公司的全部财产作为发行基金，并由边区银行提供保证。

    　7月1日，边区政府发出布告，商业流通券开始进入市场，“规定每元当陕甘宁边区银行二十元”，即在市场上流通券与边币比值为1：20。流通券从发行到1948年1月停发，在抗战胜利前共发行了面值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七个币种。

    　流通券进入市场与边币进入市场时的背景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1944年边区社会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发展，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中共在全国建立的抗日根据地都得到了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边区对外贸易和财政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在贸易上保持了出超，“控制了大量的特货，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换进了足够供给边区的物资和外汇(法币)”，财政上不再依靠银行发行钞票过日子，而是依靠税收维持财政运转。因此，流通券主要是根据金融运行规律和市场需要来发行，特别是1945年5月以后，“有多少法币进银行即发行多少票子”。因此，流通券发行比较平稳，没有引起边区物价大幅度波动。

    　流通券的发行是中共和边区政府为挽救边币信誉和稳定物价的一种新举措，目的是巩固边币，稳定金融与物价，扩大边钞的流通范围，提高民众对边钞的信任度。流通发行后，尽管没有完全占领边区的金融市场，但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边币所丧失的信用，起到了挽救边区金融危机的作用。

    　（黄正林，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