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经济环境分(4)

   四、市场发展及产业结构状况

    区域城市工业化启动的另一必要条件是市场条件和产业结构基础。

    若与资金短缺的客观经济环境相比，长江下游地区市场环境和产业结构条件要优良的多。长江下游地区自宋朝以来就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贸易最发达、交通最便利的地区。发达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构成了区域发展的基础性因素，而且长期以来这些因素一直保持着比较活跃的发展状态，特别是明清之际，该地区经济活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对于近代工业化的产生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就农业发展而言，早在宋朝时，长江下游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就居全国前列，当时即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美誉。自明代以来，随着经济作物棉花、桑蚕大量发展，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明显下降，但亩产一直保持领先地位。长江下游地区一直是闻名于世的鱼米之乡。人口多，耕地少是该地区最突出的特点。自1 393年至181 6年，苏州人均耕地面积从2.9亩降为1.1亩，无锡县从4．9亩下降到1.4亩，江阴县从4.7亩下降到1.1亩。人多地少，加上封建土地关系极不合理，广大农民生活十分艰难。在这种状况下，充分利用良好自然条件和劳动力密集优势，发展商品性经济作物和家庭工副业，以补农业收入不足，就成为长江下游地区农民的必然选择。如果副业和手工业经营的好，也能白手起家，摆脱贫困，甚至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苏、松、嘉、湖一带农村，已经出现了这种由贫穷而富裕的农户，虽然这还是少数，但这一历史情况表明，明清时期的长江下游地区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历史趋势已经出现。农业和工副业有机结合是农村致富的可行性道路。    由于剩余劳动力在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中不断发挥作用，推动了长江下游地区棉花的大量种植，纺纱织布与栽桑育蚕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最为普遍的商品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至清代，长江下游地区已成为我国最主要的棉花产区之一。

    长江下游地区缫丝织绸的历史也相当悠久。明清以来，以苏州、盛泽为中心形成了我国最主要的丝织业基地之一。根据唐甄《潜书>记载，苏州一带“一亩之桑，获丝八斤，为袖二十匹。夫妇并作，桑尽八亩，获丝六十四斤，为袖一百六十匹。”而“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纳绫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织，日夕治丝。故儿女自十岁以外，皆早暮拮据，以糊其口。而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

    长江下游地区农村的其他工副业也非常发达，除了养蚕取丝、种植棉花、纺纱织布等工副业外，还有池塘育鱼、林木花果、田园蔬菜、鸡鸭猪羊、栽茶采药、养蜜蜂等。而且许多农民还充分利用山区和水域来发展多种经营，极少占用耕地，不存在与粮争地的问题，使得地尽其利，人尽其力，有利于解决劳力多耕地少的矛盾。这样，明清至近代以来，长江下游农村已经形成农业、副业、手工业密切结合的综合性产业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既增加了经济效益，又达到以副养农、以工补农的目的，使小农经济经久不衰。这种农、副、工相结合的产业结构，不仅维持了小农经济的自身需要，而且有利于个体经济的稳定以及生产的进一步扩大，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即使到了民国时期，这种产业结构在构建区域城市经济发展，推动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所带动的经济繁荣，使得该地区赢得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称。

    随着农副业、手工业的发展和扩大，商品流通市场适应需要被开辟出来，从而也促进了长江下游农村市镇的勃兴。长江下游地区形成了数量众多、历史悠久的手工业专业市镇。在嘉兴府桐乡县，有濮院镇的丝绸、陈庄镇的竹器、炉头镇的铁釜。其他还有湖州菱湖镇的丝绸与松江风泾、朱泾镇的织布与苏州吴江县盛泽镇的绫罗……。这些市镇都分布在水陆交通线上，非常便利于百货流通，成为集市贸易和商品交流不可缺少的集合点和供销点，是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取得频繁联系的纽带。可以说，长江下游市镇的成长，使城乡经济的联系形成了一个网络。而且这些网络化的市镇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到近现代，这种农业发展促进工商业繁荣，农村经济繁荣又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形式还在延续着。特别在近代，随着上海城市开埠通商，成为长江下游区域中心城市，其向广大城乡腹地进行经济辐射，正是通过这一早在明清时期就已形成的市镇网络来实现的。因此，没有前期长江下游市镇经济的基础性发展，该地区要实现区域经济在全国领先将是无法做到的。

    以上这些历史积极因素，连同发达的交通运输等条件共同构成了长江下游地区传统社会良性循环的经济体系，在该地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成为近代长江下游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基础、最为活跃的经济环境与条件。这一活跃的经济环境，还养育出人们良好的经济素质：如强烈的提高经济水平、改善生活的愿望；灵活的经营头脑和较强的商品意识：吃苦耐劳的劳动、工作习惯：较为开放的经济眼光等等，都对发展长江下游区域经济，推动近代工业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然而，这种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也存在着生产规模小、自我封闭、人身依附等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负面因素，最终都在西方先进生产方式的无情冲击下走向解体。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入侵产生破坏的同时，也带来了长江下游地区新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国际市场的需求，带动地区性粮、棉、丝、茶生产的商品化及商品市场的繁荣。而城乡手工业的破产，造成农村贫困和劳动力人口过剩，相当一部分流向城市，变成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城市劳动力市场大大扩展。这些又为近代长江下游地区民族工业的兴起准备了人力资源条件。

    综上分析，辛亥革命前后，伴随着近代城市工业化的启动，长江下游区域经济环境呈现出一种优劣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状态。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冲击既是压力又是动力。传统区域经济结构形态中优良的基因在近代延续下来，并逐渐转变为进一步发展的良性机制。尽管清末民初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倡导近代城市工业化过程中，仅仅停留在振兴实业的政策支持的表面文章上，尽管从地方政府到民间资本普遍存在着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但是由于有着以张謇、荣宗敬等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家们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等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该地区近代工业还是艰难地起步了，像蹒跚学步的孩子，尽管前面道路曲折、环境艰险，仍然执着地前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