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经济环境分(3)
辛亥革命网 2011-03-30 00:00 来源：民国档案 作者：朱月琴; 郑忠 查看：
首先，在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方面，长江下游地区历来就是封建国家商品经济最发达、赋税负担最沉重的区域。近代以来，中央对长江下游区域赋税的强力征收更加变本加厉。根据张海林统计，1908年，全国各省岁入报部排名中，长江下游地区三省当年报部财政收入，江苏实征银两2203.9万两，浙江为579. 09万两，安徽为313. 05万两，分列第一、第四、第十二位。其中，仅江苏地方当局所报数目即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3．11%。是名列第二的广东的2.34倍，是名列最末的新疆的643倍。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战争频繁，军费、洋务费用增加，更主要的是为了偿还战争赔款及所借外债，清政府不得不将巨大的还款数额强行分摊于地方，据统计，1894年至1902年中央政府按条摊解各省八项借款，分担较多的就是经济条件比较富裕的江苏、广东、浙江、湖北等省，若就1900年一年摊解银两数而言，长江下游三省（江苏、浙江、安徽）占总摊解的56.2%，构成该地区地方财政之重负。为了完成国家征额和筹措地方经费，长江下游地区从督抚到县令都绞尽脑汁向民间立项收税。因此，辛亥前十年，该地区税捐之繁多得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地方官府并未将搜刮来的税收用在与地区经济发展相关的建设和投入上去，而是用于赔款偿债、支付军费和行政经费方面。据统计，宣统三年，江苏用于此三项经费竟超过98%，而用于经济发展建设的经费一共还不到2%。
民元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地方财政环境更加混乱。由于当时军阀割据混战，军费支出浩繁，而财政收入的主要税源，或被地方军阀截留，或作为抵偿外债或赔款，收入所剩无几，赤字连年上升，财政极度枯竭，北洋政府为维持其统治，不惜以主权换取巨额外债，对内则对人民横征暴敛，以债抵债，饮鸩止渴，形成财政的恶性循环。根据档案资料，江苏省在1914 - 1915年间，军费开支达480万元，而到十年后的1924 - 1925年间军费猛增到1800万元。当时江苏省的附加税种也多达105种，个别地方的附加税超过正税30倍以上。相形之下，工商投资更加无法保障，据<江苏清理财政报告书》资料，1912 - 1924年，在金陵道的财政支出项目中、农商费仅有10. 93万元，占总支出的2. 49%。
其次，在民间资金投入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的多重搜刮，民间更加贫困。社会游资短缺，招股投资近代工业困难重重。最典型的是南通大生纱厂的兴办，商股资金少，大多数商人抱有资金投入新式工业冒风险、害怕血本无归的心理，集资非常困难。无奈之下，张謇不得不求助于两江总督刘坤一，吸纳官款，才解燃眉之急。对于当时民间资金之困顿，有人曾这样描述过：“江苏名为财富之区，年来元气已伤，早成外强中干之势，加之灾捐所募，新政所需，无一不于间阎是取，商艰税重，久已竭泽而渔。”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情况有所变化。北洋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设厂专利垄断，大大激发了资产阶级投资建厂、振兴实业的热情。民间投资环境猛然一变，甚至很多业已停工的华商企业也逐渐活跃起来。著名实业家张謇所办的大生纱厂，1912年“出纱顿增”，“获利之丰，较为近七年来所未有”，到1914年，大生纱厂添购纱锭两万、织机四百，企业规模大为扩展。而无锡荣氏弟兄于1912 -1914年先后增设福新一、二、三厂，为荣氏企业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荣氏家族将1912年茂新产品畅销增资扩建，视为荣氏企业“经营实业发轫之始不可不记”的喜庆大事。
正如有些中国近代经济史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资金短缺无疑是限制国家的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认为，已经建立的企业之所以发展缓慢，主要也是因为资金短缺。”但只要国家注意到民间资本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给予其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也并非无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