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淮海地区现代化刍议(2)

  第二，辛亥革命后，现代交通尤其是铁路的发展推动淮海地区的现代化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1911年津浦铁路、1915年陇海铁路徐汴（徐州至开封）段和1925年陇海铁路徐海段、兖济支路相继建成通车。铁路促进了传统城市旧貌换新颜。徐州、济宁、开封、蚌埠等城市原为各地的商品集散市场，铁路把这些城市连成市场网络，既加强了省际间的贸易往来，又活跃了同上海、南京、无锡、苏州、芜湖、天津、济南、青岛、西安、郑州等较发达城市的贸易往来。清末，蚌埠有1家百货商店，到1927年经营百货纺织品的商户有193家。商业繁荣促使人口向城市集中。1912年   铜山县有83万居民，到1928年达到95万人口，增加了12%，其中大部分集中于徐州市区。城市商业繁荣和人口的增加，使社会分工日益细化，饭店、钱庄、银行和政府职能等随之增加，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城市化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的发展带来新商贸城市的兴起。交通线附近的地区逐步发展为繁荣的商业中心，而商业的繁荣，促使了农村的集镇化，一些集镇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被城市接纳、吸收，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连云港新浦在清末时称临洪镇，1910年前后，仅为6公里的临洪滩，茅屋数间、杂草丛生，但沈云霈与许鼎霖看其地势平坦，四面开敞，水陆交通方便，便正式辟为商贸区。1917年大浦港作为“自开商埠”，共有商号40多家。随着陇海铁路通车、连云港港口兴建，淮北盐运中心由板浦转到猴嘴，新浦逐渐成为境内商业中心。到1924年左右，新浦以粮油杂店、布店为主，计有商号200多家。后来公路又交汇于新浦，海州作为区域中心的地位也被新浦取代。到1924年，名不见经传的泰城、大汶口已发展商户至千余家，有杂货、粮油、棉花、五金、土产、饭店等近20个行业，年交易总值百余万元。

    铁路作为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进一步刺激了农产品的商业化。铁路具有运量大、速度快、能耗小、成本低、安全可靠等优势。铁路的修筑和运营，缩短了商品运输的距离和时间，降低了运输费用，加速了商品流通。蚌埠有“以商立市，盐粮起家’之说。津浦铁路通车后，蚌埠的粮食大多经过火车运到无锡、常州一带。1919年，仅黄豆一项即达6万吨。1926年，每次火车出境食油30-40吨，北运天津，南达上海。山东东部盛产花生、烟草、柞蚕丝，而小麦等粮食不能自给，靠鲁西曲阜、泰安、禹城、平原，安徽怀远、蚌埠和江苏徐州等地运进。农产品的商业化亦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三，淮海地区的社会领导阶层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所发生的变化，也是现代化进程深入发展的重要表征。徐州、淮阴、临沂等地的新知识分子侈为同盟会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期大量进入社会领导阶层，参与地方政权建设。1912年山东省成立临时省议会，留日法政毕业生张映竹当选为正议长。徐州光复后，地方各界推选留日的同盟会会员韩志正为铜山县民政长（相当于县长），新知识分子王少华被选为议员，在县署内任职。他们上任后，废除旧制，设立县参议会，县议会，建立共和政体。

    讨袁失败后，淮海地区陷入军阀割据统治之下，各地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徐州各界公推王少华代理民政长职务，维持地方秩序。张勋部队入城，勒索物资，对王少华威逼打骂，凌辱有加，王始终不屈，坠楼自杀。革命者为维护民主共和作出了牺牲，提高了人民的参与意识。在民主共和思潮的推动下，人民积极参与地方或国家政权建设，推动了该地区政治文明的发展。

    第四，辛亥革命后的淮海地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创办了众多的现代报刊杂志，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知识的进步与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先导，而其中的关键在教育。教育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发展工商业，有赖于新知识之引进：知识的来源，在于健全的教育系统；第二，人民享受权利与善尽义务，其观念之养成，需要以教育达成之；第三，政府政令之推行及其预期效果，需要以教育为辅助。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新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为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辛亥革命后，淮海地区的教育逐步由传统转向现代。

    初小—高小—中学一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体制，首次出现在淮海大地上，逐步取代传统的私塾教育。现代教育十分重视教育的普及化，自1912年-1920年，临沂境内已建立小学校966处，在校学生23366人。1929年泰安有县立完全小学5处、初级小学6处、区立完全小学18处、初级小学347处、私立初级小学5处，在校生17576人。教材开始使用白话文，删除封建糟粕，增加了民主科学、民族英雄方面的内容，力求符合时代需要。各地还陆续建立县立或私立中学，到1919年，山东共有省立中学8所，私立中学4所，淮海地区的山东部分占到5所，在校学生1011人。数理化、英文等新课程的开设促进了新知识的传播。师范教育进一步发展，仅苏北就建立了3所师范学校和1所女子师范学校。各地区建立至少1所女子小学，女子入学数量大大增加。职业教育也进一步发展。1920年，济宁境内共有甲种实业学校2所，在校学生约400人，乙种实业学校5所，在校学生约200人。辛亥革命后，淮海地区现代化历史进程表现出如下特征。

辛亥革命后，淮海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全面、快速的发展阶段，但总体水平不高。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不仅带来了政体的变化，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辛亥革命后，淮海地区的现代化已由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现代企业的数量、规模、门类远远超过以前。在此之前，产业规模小、结构单一、分布零散。以苏北为例，1882～1912年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企业11个，注册总资本350万元左右。1912～1927年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企业就有40家，资本总额为700万元以上。辛亥革命后企业数量增长3倍之多，资本总额翻了一番。辛亥革命前，淮海地区的现代工业仅表现在矿业和部分轻工业部门；辛亥革命后从矿业扩展到电力工业和轻工业部门尤其是纺织业，纺织业新增资本占总投资的15．6%。同时，这一时期的交通运输、政治文明、新式教育和人的思想观念等方面也都迅速地迈向现代化的轨道。

        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政局混乱，工业发展艰难，淮海地区在向现代化转型时未能向纵深发展。电力是现代工业之母，它主要用于照明、动力、热力三项服务。1882年以后，上海就开始把电力用于工业生产。而淮海地区直到辛亥革命后才真正出现电力工业，主要是用于照明，且各地发展不平衡，荷泽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照明用电，1931年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今菏泽一中）和曹县职业初习学校，分别购进采油机和发电机，在校内发电照明。电力工业发展如此滞后，用途又如此狭窄，严重阻碍了淮海地区生产工具的革新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必然影响工业化的进程。

    第二，辛亥革命后，淮海地区现代化的发展接受了多元化辐射，而投资方向却呈现出一元化特征。伴随着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全线贯通，淮海地区交通日趋便利，恰好处于两个现代化波峰间的接合部，必然受到来自两个波峰的资金和技术的辐射。天津、济南、安徽、上海等地的大资本家到淮海地区投资设厂。例如，1912年，天津的袁世传筹资120万元建立贾汪煤矿有限公司。1922年上海恒大袜厂因躲避战乱，北迁淮阴，资本10万余元。淮阴的恒大袜厂脱胎于上海的恒大袜店，并从上海、天津引进脚踏织布机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淮海地区的发电机源于南京，电厂的设备源于天津，最早的织袜机则来自济南，最早的脚踏织机来自上海。

    淮海地区工业基础滞后，在接受资本投资时呈现出孤立投资的弱点。大部分资金集中于利润率较高的企业，如中兴煤矿，1914年的利润率为49. 6%．1920年达到69. 2%，在战后的1919至1924年，年平均获利达200万元以上。真正取得成效的又局限于煤矿，约占当时全部外来资本的90%以上，其他部门的外来资本相对较少。

    第三，淮海地区工业现代化过程中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根据工业发展的一般模式，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应先发展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轻工业投资少，规模小，见效快，资金周转快；而重工业投资多，规模大，见效慢，资金周转慢，优先发展轻工业可以为重工业提供资金。淮海地区工业结构恰好相反，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以苏北为例，1912-1927年重工业的投资占63. 9%，轻工业的投资仅占34. 4%。重轻工业的投资比重差距如此之大，严重制约了轻工业发展所需的规模与水平，也不利于能源的就地转化和内部小循环的良性运行，影响了现代化发展所需资金的积累。最终导致该地区工业畸形发展，工业化水平整体不高。

    第四，淮海地区的广大农村是受现代化冲击薄弱的环节，土地高度集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地主享有高度权威。淮海地区的农村是以数百顷或数十顷的大地主为骨干而构造起来的。每个县都可以找到几家拥有一百顷（-万亩）、两百顷或更多田地的地主，如邳县的窦家、萧县的李家等。宿迁的极乐庵拥有两千多顷地，这些和尚的主要事务就是收租放债，宿迁的村庄都是极乐庵的属佃。土地的高度集中阻滞了农业经济的进步。一方面，土地非耕者所有，佃农不会主动改进工具、改良技术、改良土壤，其生活日益贫困，购买力低下：另一方面，地主多追求奢侈的生活，消耗了本可能积聚起来初步发展工商业的原始资本。江南军阀官僚刮地皮所得，用于开纱厂、开汽车行、开旅社，而淮海地区的军阀官僚仍然以宦囊来吸收土地。淮海地区要想在现代化的轨道上加速发展，只有靠军阀地主把从农业所得用于发展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