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产业革命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即在1912年元旦成立了中华民国，很快兴起了一场“产业革命热”。那么为什么会在民国初年兴起这场“产业革命热”的呢？其与辛亥革命有何关系？其结果如何？其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个人见解，以作引玉之砖，就教于学界同仁。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和一贯的夙愿。早在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就提出了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初步纲领，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就是要兴办新式学堂，发展教育，使广大知识分子学有所用，任使得法，各尽其能；兴办新式农业，改进耕作技术，发展农业科学，使“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兴办新式工业，改进工业技术，用机器制造百货，使“穷理日精，机器日巧”，制造精细，日用百货日趋丰富：同时兴办新式交通运输，建设铁路公路，废除一切关卡厘金，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孙中山指出：“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只要做到人尽其才，就能“百事兴”，地尽其利，就“民食足”，物尽其用，就能“材力丰”，货畅其流，“则财源裕”。然而，清朝这些“僵化了的、腐朽了的、毫无用处的官僚们，只知道怎样向满洲人谄媚行贿，藉以保全其地位去进行敲诈搜刮”对孙中山这一片拳拳的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强国方略根本不理，致使他的这篇上书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而且，辛亥革命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自强救亡”运动。自1895年日本割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后，打破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侵略势力的均衡，其他各国便接踵而起，纷纷在中国租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狂潮，使中国的民族危机频临崩溃的边缘。面对西方列强的加强侵略，清朝政府不但不思振作，顺应广大爱国士绅变法自强的请示，实行变法维新，反而固步自封，胡说什么“宁史全生：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产业革命热”赠友邦，勿予家奴”，推翻新政，“把那些维新的志士杀的杀，逐的逐”，使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深化。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便奋起革命，以武力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

    而“振兴中华”“自强救亡”，就必须发展经济实业，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空喊口号，那就只能是纸上谈兵，空言无补。在近代历次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中，中国之所以屡屡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贫穷落后，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欲求富强，就必须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所以，当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就把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其革命的历史使命，奋斗的宏伟目标，在四处奔走，组织发动革命的同时，也积极宣传革命以后的经济实业建设，不断向人们展示未来国家富强繁荣兴盛的美好前景，指出将来革命成功以后，必将革除清朝的一切弊政，“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虽然孙中山和广大革命派志士们把他们未来的经济建设冠之以“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称谓，但实际上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部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就说：“夫吾人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接着，他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的一次欢迎会上也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把三民主义以民生主义为归，即是注重实业。”后来他还说：“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孙中山之所以把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发展以后，资本高度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上，垄断广大民众的生计，致使社会贫富差距太大，“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产生新的社会危机。而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目标则是始终如一的。1911年11月下旬，当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以后独立各省代表在上海集会，准备筹建中央政府，统一指挥全国的革命运动时，立即从法国巴黎致电民国军政府，表示赞同，希望早日夺取全国的胜利，“巩固国基”，然后把重心转移到实业建设方面来，说“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尽管各政府机构制度很不健全，南北还处于对峙之中，大局未定，他仍然积极筹备实业建设，

在短短的二三个月中，即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保护华侨、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废除清代的各种苛捐杂税等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来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攫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便将一切政治交给袁世凯，自己则“专心致志，办理实业”奔走南北，宣传实业建设。1912年4月初，他在南京与同盟会员的饯别宴会上即动员广大的革命党人积极投入实业建设，说“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正是大展宏途，积极开展实业建设的大好时机。随后他又在安徽都督府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针对当时全国到处是一片饥馑哀鸿，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时说：“诸位同胞要知革了命，不能就算事业完了，大家就可享幸福”，指出革命不是为了自己当官享福，是为了解民于倒悬，拯民于水火，要使“全国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这就要发展实业，“办理铁路、开矿、工商、农林诸伟大事业。”不久他被袁世凯委以“督办全国铁路”，从此他便以铁路建设为依藉，宣布“脱离政界关系”，全身心地投入铁路等建设事业，深入各地考察铁路建设事宜，以建造10万英里的铁路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