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治到党治：孙中山的思想转变(3)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胡汉民、孙科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训政大纲提案。在提出提案的同时，胡氏还发表《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系统述“党治”方案。

　　《说明书》分两部分：

　　一为《原则上之说明》，有四点：

　　1 ．军政结束转入训政，国民党必须挑起训政重任。

　　2． 训政要旨八个字，“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於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褓母自任。”以党的力量，“扫除革命之障碍，”“造成真实之统一，”“负起训政之全责。”

　　3． 训政党治，“就党与政府之关系言，党必求有其完固之重心，政府必求其有适宜之组织，就权与能之关系言，党为训政之发动者，须有发动训政之全权，政府为训政之执行者，须有执行训政之全责，就党与政府二者在训政时期中与人民之关系言，则党之目的在以政权逐步授诸全国之民众，政府之目的在於逐步受国民全体直接之指挥与监督，此三者为训政时期建国制度上必须周顾之根本原则，缺一不可。”（按：这段话原文分句全用逗号）这是大纲“分别规定政治会议与国民政府之纲领”的原因。

　　4 ．“训政之目的，在于宪政之完成”，而“宪政必恃训政为阶梯”。五权宪法是建国的制度。国民党的责任“在于培植五权之基础而期其最后之完成。”

　　二为《制度上之说明》，要点有五：

　　1 ．“政治会议，为全国训政发动机关”，因此，“政治会议，对于党为隶属机关，但非处理党务机关，对于政府为其根本大计与政策所发源之机关，但非政府本身之机关，换言之，政治会议，实际上总握训政时期一切根本方针之决择权，为党与政府间唯一连锁”。“政治会议，在发动政治根本方案上，对党负责，而非在党外也，国民政府，在执行政治方案上，对政治会议负责，但法理上仍为国家最高机关。”一句话，党在国上，国在党下。这就是“党国”的内涵。

　　2． 国民政府组织按五权制度建构。政治会议与国民政府五院连锁相通，“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为政治会议之当然委员”。五院分立，“以五院委员为政府委员，以政府常务委员五人分任五院之主席，合五院之组织而总称为国民政府，政府常务委员五人中，指定一人为政府主席，政府主席除对外为国家代表外，其权力地位莫不与其他常务委员同”。

　　3． 因国家行政计划与政策必须立法、行政两院交互决议与执行，故于立法院设置分组委员会，予行政各部出席立法院及分组委员会之权。

　　4． 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宜分不宜合”，为使司法审判独立，以司法部掌司法行政事务，以司法院掌理独立审判之全责。

　　5． 考试院、监察院职在铨考监察政府人员。

　　司法独立是民主法治的重要内容。作为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生，胡汉民应该知道、也当然知道司法独立在民主国家的作用和重要性。但是，在他的党治方案中，你能看到这种作用和重要性吗？司法院院长居正也是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生，他撰写发表《司法党化问题》，直接把广州政府时代的司法党化推向全国。他说：“司法党化”这个新名词出世以后，有人高兴有人忧虑。高兴的像是得到奇货，忧虑的好像世界末日将要到来，露出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其实都是大惊小怪。在“以党治国”的国家，“司法党化”应该是“家常便饭”。 “在那里，一切政治制度都应该党化，特别是在训政时期，新社会思想尚待扶植，而旧思想却反动勘虞。如果不把一切政治制度都党化了，便无异自己解除武装，任敌人袭击。何况司法是国家生存之保障，社会秩序之前卫。如果不把它党化了，换言之，如果尚容许旧社会意识偷藏潜伏于自己司法系统当中，那就无异容许敌方遣派的奸细加入自己卫队的营幕里，这是何等一个自杀政策。”

　　他认为，“司法党化”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怎样才叫做“司法党化”。按他的见解，司法党化必须包含以下两个意义：

　　1．主观方面：司法干部人员一律党化 。

　　2．客观方面：适用法律之际必须注意于党义之运用。

　　他解释说，司法干部人员专指各级法院的推检。所谓司法干部人员一律党化，是指推检不一定都由有国民党党证的人来担任，而是要从明瞭而且笃行党义的人民中去选任。要他们都有三民主义的社会意识。“质言之，司法党化并不是司法‘党人化’，乃是司法‘党义化’。 三民主义之国家，要求每一个法官对于三民主义法律哲学都有充分的认识，然后可以拿党义充分地运用到裁判上。”他们能够做到：

　　（1）法律没有规定的，能用党义来补充他；

　　（2）法律规定太抽象空洞而不能解决实际具体问题的，能拿党义去充实他们的内容，在党义所明定的界限上，装置法律之具体形态；

　　（3）法律已经僵化之处，拿党义把他活用起来；

　　（4）法律与社会实际生活明显地表现矛盾而又没有别的法律可据用时，可以根据一定之党义宣布该法律无效。

　　这就是居正所要的司法党化。它是党国一体、以党治国理论的逻辑结果。这种“党化”，“化”到台湾，“化”到21世纪的今天。

　　胡氏训政大纲是一个全面实施孙中山党治理念的纲领。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这个《训政纲领》。《训政纲领》共六条，主要内容是：（1）训政时期由国民党的党代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党代会闭会期间，政权托付国民党中执委执行；（2）国民党“训练”国民学会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政权，国民政府则总揽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种治权；（3）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的施行，修改解释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党的“党治”，通过《训政纲领》进入实际运作

　　四、“党治”“军治” 与领袖独裁

　　1927年6月6日，胡汉民在“清党”中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要求国民党员“对于党的信仰，要绝对的统一。”训政纲领运作，既然“党外无党”，那么国民党之外的其它政党都成了“异党”“匪党”。国民党就要通过掌控的政权，动用行政、立法、司法，直至军事围剿、特务暗杀、金钱收买等手段，取缔、捣毁、屠杀、消灭“异党”“匪党”。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征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认定“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都是危害党国的反革命分子。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只要国民党的省及特别市党部一纸书面证明，法院或其它法定受理机关，就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 这就是国民党的党治。在这种党治下，不用说，敌对的共产党是“共匪”“赤匪”“反革命”，要动用军队痛予剿除。就连蒋氏自己的黄埔老搭档、孙中山的信徒邓演达也难逃这种党治之劫，被蒋介石下令秘密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