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略论

　　现代化不仅是人类社会史上的重大变迁，也是人类文明进入崭新层次的鲜明标志。对中国而言，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现代化浪潮就猛烈叩打这个古老帝国保守封闭的门户。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现代化的发展，就一定伴随着现代国家建设”，“它的政治维度就是建设现代国家”。所以金耀基先生认为：“中国自19世纪中叶跨入近代历史以来，一直面临两大政治任务的挑战：一是‘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 一是‘民主建构’（democrace building）”。这就意味着一个背负了几千年传统的古国，不仅要从“王朝天下”转向 “现代民族国家”，进而完成“两种不同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

　　如何回应时代对国家建设提出的崭新命题？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创建“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实现现代化的一系列思想理论。

　　一、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的要旨及其特点

　　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的要旨就是把中国建成一个“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因此孙中山首先把唤醒民族意识作为国家建设的基点。19世纪欧洲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给予了孙中山很大的启发，使他认识到，正是由于满清专制的民族压迫让当时的中国“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方能抵御列强的瓜分豆剖。其次，孙中山高度认同民主是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由于他深受欧美政党政治、民主法治模式的影响，所以坚决主张以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取代“恶劣政治之根本”的皇权专制制度，同时难能可贵的是，为了克服西方国家代议制的种种弊端，孙中山创造性地将这些外来思想资源与“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菁华相结合，设想构建一种新型的权能分开的高效率政治系统和国家治理体系。再次，孙中山把民生作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抓手。由于他在早期革命失利、流亡国外期间，认真对照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其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因此他把民生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以及社会革命的纲领，希望将民生问题“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以期防备“将来社会不均的大毛病”。

　　审视孙中山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建设思想，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孙中山的国家建设思想从反抗民族压迫，催生民族意识，争取民族独立着手，进而把民主作为国家建设的根本，同时视民生为实现国家安定繁荣的关键。通过民族、民权、民生问题的有机结合，积极回应扑面而来的现代化浪潮冲击，总体思考和擘化有关建设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希望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位一体建立共和，推进中国的国家建设。

　　二是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的先进性和创造性。有学者认为，孙中山不仅看到了“从传统帝国体制迈向现代国家，中国只能选择民主”，而且还以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眼光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与民情决定了中国的民主，不能独立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生问题，应该三者统一”。基于此，针对国家建设中有关国体与政体、各方权力如何均衡等重大问题，他没有照搬照抄欧美，而是博采中外政治理论精华，提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五权分立”模式及权能区分学说，并且还就国家的经济组织功能以及如何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一并完成等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构想。

　　三是实现了理论创建与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在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的指引下，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开启了全亚洲第一个建设民主共和国的实践，这是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最伟大的成果。而作为第一部中国历史上共和民主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更是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的制度化体现，对去除传统专制制度的遗毒，让民权和共和理念深入人心，推进现代中国建设意义重大。

　　二、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的历史影响

　　孙中山的国家建设思想，被后人誉为“反映和概括了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动向，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完整的思想体系 ”，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过巨大的影响。

　　一是在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开启了走向现代国家的新纪元。武昌首义而天下响应，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辛亥革命以建立共和取代了改朝换代，终结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更迭，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新纪元。特别是伴随“辛亥革命之后建设现代国家的强烈历史冲动”，一系列关涉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则理念得以确立和尊崇。如确立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维护国家统一等基本原则；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确定了以宪法为基础的行政制度、司法制度、选举制度等民主政治形式以及立法对政府的权力限制机制；在宪法中明文赋予了司法体制相对的独立性，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始，独立和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就已确立，即便在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和《天坛宪法》中也没有改变，一直得到了保留。

　　二是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指导书写了建设现代中国的绚丽篇章。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中，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国家建设为目标的基本方略付诸于实践，开启了国家建设的伟大尝试。首先是一揽子体现国家建设本质要求、与民主共和密切相关的体制、机制建构徐徐展开。这是因为在现代政治逻辑中，“对任何国家来说，民主化不仅意味着一种政体选择，而且意味着一种国家重构，即建构以人民主权为基础，以保障人民自由、促进人与社会发展为使命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正是随着主权在民的新型国家治理系统的建设，言禁、报禁等固有的专制禁锢被冲毁，一大批宣扬先进文化，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报章杂志刊物先后创办，进一步发扬和增强了舆论的监督力和影响力，许多愚昧、落后的社会观念和生活习俗被纷纷摒弃，民权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和保障，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民主宽松、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文化求变的新时期。此外，制约民间经济发展的专制桎梏亦被打破，各类实业、现代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中国民族工商业迎来了它发展史上的“花样年华”。科学技术、国民教育等诸多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构成要素同样得到了进一步发育发展，现代中国已然成型。

　　尽管孙中山的国家建设思想恢宏远谋，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被约瑟夫·列文森等学者认为仅限于救亡的应急之计，但是“源于要用现代政体去安顿具有千年独立政治传统的帝国的困难”，因此不幸在实践中被屡屡中断，抱憾落空。这也进一步说明，在中国进行国家建设的艰巨性前所未有，不仅不能凭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一蹴而就，而且需要经历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反反复复。

　　三、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虽然一切思想家都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但孙中山却以选择取向上的开放心态，理论构建上的开阔视界以及制度设计与实践上的创新思维，使得他的国家建设思想着眼于当时又超越了当时。即使放在今天，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是一笔珍贵遗产和一座有待深入挖掘的思想资源库。

　　首先，孙中山有关“民主”的真知灼见亟需反思和总结。有学者指出：“从国家建设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而萨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是，“21世纪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这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否与其固有‘文明母体’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母体”。孙中山对民主发展的世界潮流有所“因袭”，如尊崇法律为“共和国之命脉”，主张保障民权的基础在于法律至上、宪法至尊，政府各机关的组织、活动都应有法可循，依法行政，以法治国。同时他还从国情出发选择性地对西方制度有所斟酌“规抚”，进而完成新的“创获”，设计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和“权能相分”的制度。这对于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避免走偏，同时有效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很有裨益。

　　其次，孙中山的民生观尚需深入挖掘借鉴。“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当代中国不仅存在着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不同步的矛盾，而且垄断现象依然突出、资源短缺等生态危机依然严峻，贫富差距以及城乡、东西部的差距依然很大。尽管有观点认为孙中山就民生问题只是“提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两个模糊的解决方案”，不一定能解决当前转型中国呈现的一些具体复杂的深层次问题，但孙中山“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等聚焦民生、注重公平以及有关繁荣区域经济的思想，亟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维度上展开，以期为如何真正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提供值得借鉴的进路。

　　再次，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还需进一步坚持发扬。对于具有56个民族的中国来说，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民族冲突引发政治分裂，我国一些民族地方因各种原因出现不安定因素，无疑让今天的国家民族事务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因此，阐发孙中山有关把维护各民族地位平等、增进民族凝聚力放在国家建设首位的论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张“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 ”。希望“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这对中国今天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梦是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意义尤为重大。

　　（云立新，甘肃中医药大学经贸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民革中央理论研究与学习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