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武汉人力车夫(3)

　　（五）路上的生意

　　为了保障车主、车夫、家属之生计，也为了疏散的民众雇车之便利起见，警察局动员车夫自揽生意，还规定了中山路新市场至硚口为汉口疏散民众雇车地点，车资标准则为每一百里洋四元，“不得彼此争执”。 [14]为了减轻车夫负担，早在6月份，湖北省公路处为疏散难民，就曾规定自6月18日起，所有人力车、马车及私家小汽车，一律得免费在各县公路上自由通行。[15]许多车夫为了生计起见，还没有到预定目的地，就地停留，就地拉生意。拉到沙市去的人力车，也因为车辆太多太集中，生意并不好做，有的又往前到宜昌，有的去湖南。有的在当地怕拉差，不得不在车上坐一个人，一面走一面问生意。后来沙市、宜昌相继沦陷，许多车夫丢了车子，辗转回到日寇占领下的武汉。

　　（六）途中的损失

　　撤退途中并不安全，因各种原因损失车辆很多。一是敌机轰炸。一行人走到水厂就遭到日机轰炸，把人和车都炸散了。一行人到长江埠也遭遇轰炸，许多车夫丢了车子往回跑。一行人在应城前面过河时，因桥上撤退的汽车卡在被炸坏了的桥面上动弹不得，后面人群、车辆越来越多，日军飞机乘机轰炸，死伤累累。二是军队拉差。向后方撤退的溃兵沿途拉差，强迫人力车帮他们拉行李，一路辗转更换车夫，最后失散，车子没有下落，车夫不知去向。三是车辆损坏。由于主持疏散工作的人对撤退途中车辆临时修理事宜缺乏考虑，没有安排修车工人和修车工具以及备用零配件随车队同行，结果路上车辆坏了不能修理，无法行驶，只得委弃于途。出发时6000多辆，到达沙市的不到一半，到宜昌行驶的大概仅2000余辆。

　　在人力车向后方撤退的过程中，人力车夫备受磨难。不少车夫死伤于日机轰炸，幸免于难的人也历尽艰辛。一位当年的车夫回忆说，车到应城，桥被炸毁，不能过河。沿河走了一里多路，在一座庙后砍伐竹子札成竹排，上面铺木板，载着车子过河，因河坡壁陡，不好上下，他们就把车子从岸上吊下去，过了对岸又吊上坡，30辆车子搞了一整天。大批车辆到了沙市后，守备当局见目标太大，怕日机轰炸，就把车子赶走，不走的就丢到江里去。有的车夫去找落脚点、找饭吃，转来车子就被扔到江里去了，失了生计。武汉的车商和车业同业公会人员或乘坐自家人力车，或乘轮船到宜昌，收集车夫拉去的车辆，与当地红帮大爷周少武组成均益车行，周少武为经理。武汉去的车辆都拖在周的深宅大院内，周竟起了霸占之心，人力车夫拉车的租金要交给他，从而受到双重剥削。后来同业公会把官司打到省主席严立三那里，严批转给宜昌警察局长，武汉车商才收回车辆的所有权。撤退到湖南的车辆损失殆尽，回来武汉的很少。

　　人力车夫响应政府号召，大批向后方疏散，有一部分车夫还为撤退的军队运输过物资，但由于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很多车辆损失，不少车夫死伤，幸存者失去生计，流落他乡，饱受痛苦。

　　三、“大拉夫”中的人力车夫

　　日军占领武汉后，开始拉车的人少，后来有些车夫胆子大点，又被生活所逼，慢慢走上街头，加以伪政府成立后，环境相对稳定，拉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疏散出去的人力车夫，有的因为车辆损失，中途返回；有的因日寇占领沙市、宜昌等地，也返回局势相对平静的武汉。为了生计，他们很多人重操旧业，又拉起车来。这时车辆的来源，一部分是原来车行老板重整旗鼓重新开张，一部分则是日本人搜集疏散时丢弃的车子，或廉价收购旧车，开设新的车行，剥削中国人。

　　开始只能在难民区（汉口以汉正街为中心的周围地带）拉车，那里逃难者多，坐车者少，没有什么生意，人力车夫及其家属生活艰苦。日寇在武汉三镇到处设卡，各进出口都有哨兵，通过时必须有“派司”（良民证），日军常常对过往人员、车辆横加刁难，百般盘查。人力车过哨卡，要把车停下来，脱帽、鞠躬、验良民证、搜查车辆后，才能通过，稍不注意便被毒打。日军占据的军事区是不能进去的，有的日军官兵喝醉酒，坐车时强迫拉进军事区，结果空车出来很难，甚至还要挨打。显正街是汉阳难民区，人力车活动范围更窄，晴川阁是杀人魔窟，因为日本宪兵队在那里，车子只有弯路走。那时拉车很苦，遇着日本人不懂话，有时拉很险的路不给钱，如果拉错路，日军下车打人或者摔打车子。更苦的是，日军喝醉酒坐在车上，手拿军刀架在车工头上，坐车不给钱。有时车夫为了躲避日军而绕道，但却又躲不过“黄卫军”，黄卫军是汉奸队伍，他们狗仗人势，坐车一般都不给钱。如果车夫不愿拉，他们就赖在车上不下来，还骂人打人砸车子。 [16]在日本铁蹄蹂躏下，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日子过得比一般人更艰难。

　　但是，人力车夫也不是好惹的，受到鬼子、汉奸欺压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对他们实施报复，或者用车把打日本兵，或者故意把车弄翻，给日本兵以惩罚。一次，一位人力车夫拉着日本兵，这个日本兵用马刀在车夫背上乱刺，“工人实在忍无可忍，当拉过一座桥时，这个工人就猛力将车子向桥边一仰，把日本兵连同车子一同抛到河里”。 [17]

　　更还有一部分车夫自觉不自觉地参加抗日活动。当时，新四军活跃在武汉周边农村，他们与天门、沔阳、汉川一带的商人都有联系，常常通过商人的商品夹带枪支、弹药、西药、油印机、汽车零件等，偷运出城。商人先持良民证到日本占领者那里领到通行证，雇用人力车运输货物，同时运输新四军的物资。一般10-20辆车子一起走，路过黄卫军的哨卡，商人就用行贿的方式买通哨兵，只瞒日本人，往往得以顺利过关。人力车夫们虽然很少直接与新四军打交道，但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因为新四军所需物资是藏在车桶夹层或雨篷夹缝中运输的。车夫们经常来往于敌占区和游击区之间，有时还见到新四军，大家心照不宣。有的人力车夫被敌人捉住，虽遭受毒打，也不供出雇车运货的商人和新四军。车夫陈春宝就是其中的代表。1941年5月，他负责带领十余辆人力车，准备运送匹头和棉纱到马口。出发那天凌晨，他们到同安公栈房装货，突然来一批便衣稽查将他们捉去，要他指认新四军，供认给新四军拖货的事，并将他毒打，押到栈房各个房间认人，但他始终坚持说不认识新四军。敌人把他带到宪兵队捆绑吊打，并砸烂他的车子，既问不出什么，又没有发现什么。第二天经新四军通过马口货商上下打点才放出来，他回家时已奄奄一息。新四军为感谢他坚强不屈，保守秘密，没有出卖货商和新四军，又通过货商们给钱他治病和养家。 [18]

　　1944年日军大规模拉夫，使人力车夫们蒙受更大灾难。那年4月17日，日军制定了湘桂作战计划，为了打通粤汉线和湘桂线，将侵略魔爪伸到了湖南，中国军队发动了长衡会战。日军兵力不敷调遣，就在武汉通过汉奸政权拉夫。据有的车夫回忆[19]，日本人到市政府找伪市长石星川要几千苦力当差，市府命令伪警察局出面完成。当时市面上其他苦力被零星拉去不少，警察局为了完成任务，就到人力车业公会要人，如果不给人，就要给现洋大几千元，说用这钱去买苦力。车业公会没有钱给，也不愿给人，警察局就说：“不把钱，我们就拉人。”车业公会回答说：“你要拉就拉”。于是警察满街抓人力车夫。为此，车业公会还与警察局产生很深的矛盾。集中的大规模拉夫大约发生在4月16日下午（各个车夫回忆的日期不一致），警察在街上捉人力车夫当“夫子”，搞得全城乌烟瘴气，到处是丢下的车辆，妻子哭丈夫，儿女哭父亲，老人哭儿子……一片凄惨景象。仅在汉口就把做夜班的车夫抓去一大半，约有三千多人。伪《武汉报》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市警察局为协助大东亚圣战，征募民夫以来，因一般人民踊跃应征，故成绩甚好”。其实那段时间车夫一听到拉夫，就扔下车子往背街小巷飞跑，找地方躲藏。许多车夫吓得不敢上街拉车，但一家老小要生活，就由车夫的妻子、女儿出去拉车，年幼的儿子在后面推，路人见了无不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