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武汉人力车夫(2)

　　在死伤的大量平民中，人力车夫占了很大一部分，因为他们在街头做生意，警报响起而无处藏身。如，7月的一天，“敌机惨炸武汉，被炸者均是平民区，死伤贫民千余人”，许多人力车夫被炸死在街头，“在（蛇山）抱冰堂丛林中弹窟旁，有苦力尸体五具，支离破碎，令人不忍卒视……遭难者均为人力车夫，因警报仓惶奔来，坐于树下，但未一分钟即同归于尽矣，路侧所停人力车五辆，则安然无恙。” [8]

　　日本侵略者公然违反国际公法，违背人道主义，轰炸不设防城市，炸死炸伤无辜平民的罪行，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饱受日机轰炸之苦的人力车夫们也认识到，不赶走日本侵略者，即使他们那样贫困、窘迫的生活都将无以为继，所以他们踊跃捐款，支援中国军队消灭日寇。

　　七七事变以后，大片国土沦陷，大量难民流亡，流落到武汉的更多。这些难民家无长物，身无长技，只有拉车度日。他们每天希望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回到他们的家乡，所以他们慷慨解囊，支援抗战。一位献金的车夫在献金台上的讲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在三民路孙中山的铜像前献金台，“一位穿着一套破褴衣服的车夫，匆匆跑到台上，以他半年来拉车剩余的四元六角钱捐献出来，并且要求对台下同胞说几句话。他首先说出自己自战区流亡到武汉的经过，同时大声疾呼，请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他的声音非常悲切愤慨，眼中孕着一包眼泪，使得听讲的每个人都为之感动”。 [9] 人力车夫为了支援中国军队早日打败日军，赶走侵略者，他们可以慷慨大方地把自己的血汗钱捐献出来，当然也可以义无反顾地参加救护队、侦察队、运输队，救助伤员，惩处汉奸，运输物资，真正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战作贡献。

　　二、“大撤退”中的人力车夫

　　本文开头还引述了一个事实：“武汉撤退时，一万八九千个人力车工又随军撤退，帮助九十四军搬运军用品。”九十四军是郭忏的部队，武汉会战时期，郭忏还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武汉撤退时，该部奉命转移宜昌，负责长江防务，郭忏出任长江上游江防司令。人力车夫帮助该部搬运军用品撤退的事，虽然和人力车夫组织八个救护侦察大队，曾在救护伤兵与肃清汉奸工作作出过很大贡献的事一样，暂时没有查到多少记载此事的具体史料，但这种事情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因为1938年10月，部队撤退、机关迁移、工厂搬家、民众疏散，需要大量交通工具，而当时大型交通工具火车、轮船、汽车远不够用，所以部队找来马车、人力车搬运物资完全有可能，人力车业人士后来写的回忆录就说过撤退途中有些人力车被军队拉差载运行李的事。 [10]

　　这些情况让我们产生了了解武汉大撤退中人力车夫疏散情况的愿望。

　　（一）疏散的原因

　　前已述及，日机从1938年元月就开始对武汉狂轰乱炸。武汉从2月13日起陆续疏散难民。到6月开始疏散武汉人口。6月6日，武汉警备司令部、全省防空司令部发表《为疏散武汉人口告各界同胞书》指出，武汉将成为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而武汉人口稠密，若敌机大举来袭，市区平民将遭受重大损失。疏散人口，除了减少无谓损害外，还有重大意义，即把城市里过剩人口转移到内地，可以繁荣农村，发展生产；疏散到内地的民众还可以把敌人的暴行告诉每个角落里的人民，使大家都能够动员起来参加杀敌救国的工作。[11]

　　政府为策应人民安全计，一再劝告人民迅速疏散。但事实上，却不见收效。这一个方面固然是因为交通工具缺乏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实在是由于很多人不注意这个问题，存在侥幸心理，还有一部分人不愿离开家乡。8月初，武汉疏散人口委员会成立，加紧了疏散的步伐。放弃武汉决定作出后，10月21日实行紧急疏散，3天内疏散绝大部分居民。

　　疏散中，所有交通工具纷纷后撤，人力车作为撤退人员的交通工具之一种，也不免要随着后撤。同时，政府要求人力车夫、码头工人后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避免大量青壮年落入日军手中，成为敌人的炮灰，而且也可避免人力车为敌所用。

　　（二）疏散的组织

　　武汉人口疏散时，在省市政府领导下成立疏散委员会，对于难民证的发放、疏散路线、安全保障、沿途接待、经费问题等，均作了详细安排。所以人力车的疏散，在出发时基本上是组织得比较好的。10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决定放弃武汉，实行战略撤退，武汉市人口也随之大规模疏散。武汉人力车向后方疏散从10月18日起，由各该管警察局分3批（实际是分4批走的）编队，于20日编队完毕，21日开始疏散，要求3天疏散完毕。当时汉口特别市政府还派员到车商同业公会协助组织疏散，将人力车按地区编为3个大队，租界一带为第一大队，江汉一带为第二大队，硚口一带为第三大队。大队下分中队、小队。每人力车10辆为一小队，配置警察一名，身背大刀，负管理指挥之责。各队还设置队长队副，以便统率全队车辆。出发时，人力车夫拉车到指定地点集合，一个中队的若干小队结伴同行，便于路上互相照应。大多数车商因为资本关系，派有人员随同车辆一道撤退，有些车商为了将家属疏散到安全地带，也让车夫拉着自己和家属转移，有的则乘船到宜昌，与车辆及车夫会合。车夫则因生活关系，将其家属行李搭在车辆上一同后撤。

　　（三）疏散的路线

　　早期的零星疏散一般是往周边农村老家跑，称为“躲兵荒”；而武汉撤守前有组织的紧急疏散却是有一定路线和目的地的，那就是按照当时的公路，经由辛安渡、长江埠、应城、皂市、沙洋至沙市渡江，再到鄂南各县或湖南常德等地去，有的不渡江，则往前到宜昌。

　　（四）沿途的给养

　　为了让贫苦的车夫及其家属在疏散途中不致发生生活困难，当局规定，疏散途中所有给养费用，着由赈济委员会负责办理，并由湖北省民政厅饬令沿途各县准备粮食供给，给养标准由警察局规定如下：“凡车主、车夫之家属，均可乘坐自己车辆，如随行时，每人每日均由赈济委员会发给给养费一角五分，车夫每人每日发二角，车主本人不发给养。” [12]照车夫冯水清的回忆，给养费在沿途发放：在硚口博学中学出发时，每个车夫发二元钱，后来到应城发二元、沙洋发二元、十里铺发二元，他一共领了八元。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