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将领叶良一：亲历收复重庆日本租界(3)

　　记者招待会后，我授意本旅政治部主任漆南薰以“存亡之秋”为题，撰写过一篇时事评论，载于1927年1月9日《新蜀报》上，从政治和军事上支持武汉的革命斗争，开展四川的反帝爱国运动，我借此向重庆各界朋友们说，“国民，国民，我常说列强在借端挑衅，意图一逞。此话果验了，列强草菅我人命，视我四万万同胞为奴隶和牛马不如，已不是今天才开始。它实行的炮舰政策，我中华儿女，我民族同胞，就是它刀背上的鱼肉了。我们不彻底觉悟，愤起一致，真是死无宁日。好在我北伐的国民政府，已做积极行动，收回了武汉英租界，设置了管理委员，征收百分之二十五的附加税，百分之五十的奢侈税。此举，为我中华吐了一口气，是我国对外交涉以来，从未有过的痛快之事。中央政府已经为我当开路先锋，向敌人冲刺了，人民理应成为国家的后盾。同胞们，我们不问政治和宗教信仰如何，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一致行动起来，存亡之机，在此一举。”我此时，接到家信，父亲告知巴中粉璧乡96岁祖母刘氏病重，望见一面。我万箭攒心，潸然泪下，回信“自古忠孝难全，儿孙谨遵祖训，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在重庆做两件事，一是为国雪耻，赶走倭寇侵略，剑拔弩张，对峙两江两岸；二是修建重庆山城，筹备建市，广纳家乡人才，率部开拓，打通江边到山顶的中城干道。”

　　五、重庆设立日本租界的外交依据和经过

　　辛亥革命后，抗日爱国斗争继续在四川进行。四川省政府驻重庆，我和四川军民饱尝过半殖民地的苦难，为了收复重庆日本租界，我详细研究过有关外交文本和史料记载。

　　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官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诸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根据这一约定，日本取得了在重庆租地设厂的特权。

　　1896年10月19日，晚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又签订了《中日公立文凭》，进一步明确，添设的通商口岸，要“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租界中“管理道路及稽查地面之权”属于该国领事，这就是重庆划定日本租界的外交条约依据。

　　1896年2月,日本政府指示其驻上海总领事馆珍田捨已，依据《马关条约》到重庆考察设立领事馆和确定租界地址，他看中了朝天门对岸的王家沱，初步踏勘之后与清政府川东道尹张华奎谈判租界地“要件”，签订了《重庆日本租界地基合同》1901年9月24日，日本“钦命驻扎重庆办理通商事务领事官山崎桂”与“大清国钦命四川分巡川东兵备道监督重庆关兼办通商事宜宝莱”在重庆正式签订《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这个二十二条的“约书”得到了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批准，重庆王家沱日本租界正式确立，租界为一幅长1333米，宽351米的斜坡地,计702.5亩，约定“租界内警察之权，管理道路之权，及界内一切施政事宜，悉归日本领事馆管理”，“租界内所有地基，由中国地方政府向原属地主购买，交与日本商民永远承租。”“租界内地基分上中下三等。”日本商民承租时,“上等地每亩银圆150元,中等地每亩银圆145元,下等地每亩银圆140元，永以为率”。“所有地契以三十年为限，限满后应换契续租，以后永远照三十年一换之例办理。”“界内地税每亩缴纳：上等地银圆二元二角五分，中等地银圆二元一角七分五厘，下等地银圆二元一角。不另缴纳钱粮捐饷等项。”“界内地基只准日本人民承租执业。”“华人只能居住营业,不能租地。”《约书》还规定，“租界内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侨民发生的案件，中国地方政府无权审理。日本人或其他外国侨民控告中国人的案件，中国法官不能单独审理，须由中、日两国法官共同会审。判决后如果日本人或其他外国侨民不满时，应由日本领事馆照会重庆海关监督共同复审”。

　　重庆租界设立以后，日本人先后在租界内开设了工厂、公司和洋行，如“友邻火柴公司”“大阪洋行”“又新丝厂”“武林洋行”和“日清公司”还有一个“海军集会所”。日本商民大批住进租界，特别是日本军舰停泊租界外之长江江面，日本水兵入租界活动后，凌辱华人事件时有发生。租界内大路只能由日本人通行，华人不准行走，只能绕行通过。重庆租界《约书》规定，“任何人不准携带武器等危险品进入租界”，可是日本人常常携带武器弹药横行街市。日本水兵上岸酗酒以后，赤身裸体窜扰四乡，奸淫妇女，抢夺民财，对华人凌辱、毒打，不胜枚举。1928年12月，日本水兵在王家沱租界内纵马横行，将中国搬运工人杨顺发撞倒在地，踏伤腹部，折断臂膀，不省人事，日水兵扬长而去。杨顺发的儿子向日本警察报警，反遭铁棒打击，杨顺发的母亲林氏闻讯赶到，也遭拳打脚踢。由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海军士兵横行无忌，附近民众，特别是年轻妇女对日租界谈虎色变，绕道行走，租界内外，路断行人，以后竟发展到日本人不交租金、不纳地税，窝藏盗匪，贩卖毒品的地步。

　　六、四川军民团结抗日

　　按照中日两国《重庆约书》‘三十年一换契’的约定，1931年9月24日，第一个租期届满，1927年开始，我就联络驻防合川等地的师长，同学同事潘文华，唐式遵与重庆工商界朋友卢作孚、康心如、溪致和等共同倡议，要求收回日本租界。我们在重庆和四川各地组织各界人民向政府请愿，向全国通电。我取得四川省督办，军长刘湘的默许后，重庆地方政府将收回日租界的要求，呈报给刚成立的南京中央政府，并未得到答复。可是，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南京的“炮轰南京事件”，东北的“万宝山事件”，四川的“炮轰万县1926年九五惨案”和日舰抓捕华工，毒打巡警，枪杀民众等暴行，将我部官兵和重庆军民的爱国热情推向了新高潮。我与重庆的一批爱国人士在江北、巴县、北碚联合各界成立了“民众自动收回王家沱日租界运动筹备会”并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誓死收回日租界！”“坚决收回王家沱！”还实行了严密的组织和有计划的行动，如“重庆各界民众自动收回王家沱运动筹备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制定了如何动员各阶层民众参加抗日斗争；如何召开群众大会；如何进行请愿示威；如何组织罢工、罢课和罢市；如何实施与日经济绝交即抵制日货等五个具体办法。由于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日本专门从汉口调集军舰到重庆江面玄耀武力，以图将四川广大军民的抗日情绪打压下去，但是，四川军民反而更加团结，人人坚决不买日本商品，雇员坚决不为日本洋行当差，产业工人坚决不为日本工厂做工，有关行业坚决不为日本商船和军舰供煤、供水、供粮、供副食品，装卸工人坚决不为日本轮船装卸货物，力夫脚夫坚决不为乘日本船的乘客搬运行李，黄包车夫坚决不拉载上下日本船的客人。我与重庆军民站在一起，在整个重庆真正实行了全面，彻底地与日本“经济绝交”。

　　我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漆南薰主编的《新蜀报》载“1927年8月22日，重庆各界民众反日大会”发出公告：“警告航运业公会，所有航行于川江挂日本旗的‘挂旗船’必须自动取下日本旗;警告煤炭业公会,即日起停止供应日本船的生产用煤和生活用煤。”之后，日本雇用的中国商船，全部取下了往日飘扬的日本国旗，所有日本船只都失去了燃料供应。9月1日，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雇员、雇工宣布罢工。9月13日，在日本船上任领航的中国高级船员全部上岸。群众组织“反日大会”还将个别与日本人合作的“洋奴”押解游街,宣布“名誉死刑”，警告继续与日本人合作,将对他们以“反革命论处”。9月25日，我与重庆各界民众两万余人集聚在夫子池开会，全面声讨日本侵略者罪行。是日，全城市面关门，家家门上张贴“誓死抗日”四个大字，家家铺面“下半旗”为万县和南京两地死难同胞志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