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颂卓：我们每天打下两架飞机

李颂卓老先生（前）在自家院子门口办报栏供邻居免费阅读报纸

　　李颂卓：汉族，1924年9月生，湖北汉川人。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步科毕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外语班第二期毕业，中央防空学习照测总队第八队防控技术专业毕业。1943年任第68军355团119师排长。1944年赴印、缅远征，任青年军204师随军翻译。1944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新一军38师附员（兼译员）。1985年9月加入民革。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那时我在武昌大江中学读书。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武汉举行了庆祝大游行，我看到游行队伍都在唱抗日军歌，国难当头、国破家亡，当时我决定投笔从戎。随后我考取了防空学校，学习防空部队探照灯高射炮专业。我学的探照灯专业，主要任务是负责夜间防空，监测敌机入侵。那时日本人的飞机专门袭击大都市、军事要地、铁道枢纽，我们的监测任务很重要。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我们队的任务就是要保护他的安全，防备敌人空袭。完成这个任务以后，部队又开到贵阳，执行贵阳城市防空任务。日军的飞机常常是三四十架一起开过来，当时我们的空军力量基本丧失，优秀的飞行员都在空战中牺牲了。

　　我所在的探照灯照测组，其实就是给高射炮当“眼睛”。白天我们隐蔽在草堆里，夜晚敌机来袭时我们便开始工作。我们用专用的仪器探测敌机动向和方位，随即把信息传至高炮队，再通过探照灯的照射让其暴露在高射炮的火力之下，由高炮队负责击落敌机。我们使用的是英式探照灯，连同操纵仪等设备要占30多个平方，当探照灯运行时热量很大，靠太近会烫伤。但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打下两三架飞机，再累再苦心里也高兴。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部队继续西迁，经过成都、重庆，最后到达甘肃兰州，保卫兰州的安全。到了兰州以后，我们就住在皋兰山底下，配备了十组探照灯。这时日本人的飞机更加疯狂了，夜以继日地轰炸，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命中率不太高，一场战役下来，敌机往往出动三十架、五十架甚至上百架，我们能打下来的仅仅只有一架、两架、三架，其他都跑了。但是有一点好处是，有了探照灯，日本军队的飞机就不敢低空投弹，只能飞得很高，这样命中率就小很多，损失就少些了。

　　1940年秋天，那时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兰州招生，我报考并被录取了。1941年，我来到七分校的校本部西安（兰州只有一个总队），在那里又学习了一年。当时我最感兴趣的科目是野外训练、野外演习，目的就是为了打仗、为了战胜敌人，学习怎么攻击，怎么配备兵力。当时我在帽子里面写了一个“死”字，为国牺牲，我时刻准备着，提醒自己到了战场以后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另外我最讨厌的科目，也是我的弱项——器械体操，上单杠、跳木马、上双杠。我的身体瘦小，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跳上去抓住铁杠。我就笨鸟先飞，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跑到操场去练，最后终于合格了。在学校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一般是大学的教授，军事课程的老师由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先期的学生担任，我最崇拜他们。在校期间我加入了国民党，当时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大都对加入国民党非常积极。经过入伍生阶段加上一年半的正规生阶段学习，两年后，我从黄埔军校毕业了。毕业典礼在河西大校场举行，当时七分校的校主任何忠参加了检阅。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学校开办外语班，有俄语、英语、日语、编语（编出语言），于是我又留下来学了一年英语。在校期间，我的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区队长都是清一色的黄埔毕业生：队长郭启义黄埔三期，中队长宋赵芳黄埔十二期，大队长张功黄埔八期，区队长张冯德现还在台湾，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但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他叫钧遥间，湖北监利县人，学机械的。我能够到外语班学习，后来能够当翻译并出国远征，多亏了他提拔和培养，这一段经历对我日后帮助很大。

　　1943年我毕业离开学校，被分到青年远征军204师，师长叫秦一志，黄埔二期毕业，师部驻扎在四川万县（现万州）。报到以后，部队就开始号召出国远征了，师长秦一志找我谈话说：“你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我对你特别关注，现在要考核你的带兵能力、吃苦能力和军事技术是不是合乎要求。”结果经过他多项考核并认真查阅了我的简历，终于批准了。1944年，我们一起出征的青年军一共四百多人，步行到云南昆明巫家坝机场，经过身体检查以后登上了飞往缅甸战场的飞机。经过一两个小时的颠簸终于抵达缅甸的北方重镇——密支那，一下飞机我便被编入了新一军38师113团，并担任二营机枪连中尉连长。此时滇缅作战已进入反攻阶段，我的主要任务是供应马匹，保证将给养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前方。我虽没有获得直接参战的机会，但战争的残酷却耳濡目染。那里的自然条件太恶劣了，我们一边要和敌人作战，一边要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战。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士兵的尸体如果在野外战场没有来得及处理，不到几个小时就只剩一堆白骨。那地方可以说是不毛之地，毒蛇毒虫太常见了。每天都有人倒下，好多人没死在战场上，却倒在了这蛮荒的原始森林里。

　　后来，我随远征军凯旋归国。到云南彝良休息了一天，之后又飞到广西南宁。到南宁后当时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陈诚下达命令，我们新一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海南岛，因为日本军队的残余力量都在那里。就这样我们步行军又开始准备进入新的战斗。走到广西玉林时，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抗战终于胜利了！于是我们改道广州，在那里接受了日本人的投降。

　　(车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