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起义的策动者——吕志伊

　　今年是护国起义100周年。100年前，云南人民在中国历史进程即将发生逆转的关键时刻，以“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毅然肩负起护卫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共和国体，反对袁世凯卖国求荣复辟帝制的历史重任，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光辉的篇章。护国起义之所以在云南发动，绝非偶然。从上世纪初页以来，云南人民就以富于追求民族复兴真理，富于爱国反帝传统，敢于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而着称。在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民主革命洪流中，代表着云南人民革命精神的一批云南志士，就进入了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者的行列。他们在中国同盟会的创立和民主革命思想传播，河口起义的响应及滇西起义的酝酿，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及发动腾越起义、重九起义等等的革命实践中，宣传组织了云南民众，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和尊重，并铸就了一支以陆军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的富于民主革命精神的滇军精锐武装。而这一切，为护国起义的发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护国起义的策动者吕志伊，是这批云南志士的一个典型代表。吕志伊生长在云南，清末中举，留学日本，经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他参与了中国同盟会的创建，并任同盟会总部评议、云南主盟人。他参与创办《云南》杂志，是主要撰稿人，杰出的民主革命思想播火者。他坚持在缅甸主持华侨革命报刊，领导滇西起义的酝酿和准备。他参加了广州黄花岗起义，参与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创建和武昌起义的发动，促成了腾越起义和重九起义，成为了中国同盟会的核心骨干，也成为了云南革命党人在国家政治格局中的代表。

　　民国创立，他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次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5个起草者之一。随孙中山辞职后，吕志伊被选为民元国会参议员，并担任中华民国首届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了维护辛亥革命成果，限制袁世凯擅权的《天坛宪草》的起草。同时创建和主持史称为“竖三民，横三民”之一的着名日报《民国新闻》，担任总编辑，揭露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推行封建专制的违法行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被迫流亡海外，《民国新闻》也被查封，全国上下笼罩在袁世凯专制的白色恐怖之中。云南也因当时的当权者追随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怨声载道，但云南军民爱国革命的思想和力量基础较为深厚，并未因此而失其元气。此时仍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吕志伊就曾将维护共和，反袁专制的希望寄托于故乡云南。当时，他曾在《题柳亚子分湖旧隐图记二首》的诗中说：“天涯一逆旅，沧桑几变更。濠梁乐庄叟，帘肆隐君平。 我亦烟波侣，豪余湖海情。有家归未得，鸥鹭久寒盟。”①充分表达了他对故乡人民和战友的思念和希望。当日本政府勾结袁世凯，提出廿一条无理要求，支持其卖国称帝的阴谋初露端倪，当时旅居上海的韩国救亡独立运动领袖申圭植也给吕志伊及柳亚子、朱少屏写信，并附《元旦题感示南社诸公》诗一首：“东风猎猎客先惊，中夜沉沉尚未醒。从古燕南多慷慨，只今沪上最文明。秘密丧权哀后辙，鼓吹无力惜前名。痛哭不干五年泪，茫茫何处觅秦庭”。②以韩国民族沦亡的前车之鉴，揭露日本政府和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可见此时，海内外的革命党人茫茫寻觅，也寄望于吕志伊及其故乡云南。正是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策动反袁起义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吕志伊肩上。

　　一、请命中山 冒险入滇

　　1914年中，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初露端倪。孙中山先生在日本重整党务，筹建中华革命党，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发动“第三次革命”为己任。同时，革命党内一部分不愿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士，以黄兴为精神领袖，在李根源等的组织下议组“欧事研究会”，提出“首在维持国家，愿政府一意对外”③缓进“第三次革命”的主张。当时，孙中山先生曾嘱后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居正、政治部部长胡汉民等致函吕志伊，希望他到日本协助组建中华革命党。李根源等也有信函给吕志伊，传达黄兴希望他参加欧事研究会活动的意见。面对革命党内部存在的“急进”与“缓进”的分歧，吕志伊作为一个老同盟会核心成员，其态度是求同存异，重在反袁的实际行动。他认为：“略言缓进。急进均不成问题，惟视吾人之实力如何耳。予意一面选机会，一面乘机会”。④同时，他通过居正转呈孙中山先生：“余以总理之命自不敢辞。惟日本袁派侦探极多，若赴日恐惹袁氏注意，日后不便在内地工作。滇、川、黔三省本党忠实同志极多，且属边远，袁之势力不及，尚易着手”。“觉生（居正字）即据情转呈，总理深为嘉许，即派余赴云南工作。”⑤从以上史实中，可以看到：吕志伊不赞成缓进第三次革命的主张，但对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人按指模宣誓效忠党首及把党员划分为三个等级等等的做法也有所保留。他没有到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组建，也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严格讲，他当时并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但他对中华革命党的宗旨、任务完全赞同，并且主动要求和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领导和派遣，以中华革命党人的身份赴云南开展革命活动。这在中华革命党历史上，也许也是一个特例。

　　吕志伊主动请命，并得到孙中山先生嘉许以后，就开始了回云南的准备。“余乃函罗镕轩、庾泽溥、赵直斋，谓云南每年洋纱输入，漏扈甚巨。拟回滇创办纺纱厂以塞漏扈。乞其向当道先容。赵直斋复函云：已代达唐蓂赓将军，甚表欢迎，并愿聘为高等政治顾问。此民国三年冬月事也。”1915年春，吕志伊不顾个人安危，开始了赴滇行动。此行颇富传奇色彩，他曾回顾说：“时庾泽溥之弟晋侯在沪，余乃日央其陪同参观上海各纺纱厂。于四年春，偕晋侯同行回滇。至海防，晋侯先行，余后二日始行。”“车抵省垣，暂下榻第一楼客寓。至夜十二时顷，有警兵数十人来，逼余乘舆至警察厅署，并担余行李往。入警厅后，求会厅长不见。见司法科长寇宗隽高踞胡床，设朱盒笔架于小茶几上，官气甚足。予直入坐其胡床之左端，寇仅问予姓名，问予与李根源同行否。予答无之，予同行为庾晋侯。一语未了，寇即饬警卒押予入拘禁室。予大声斥寇，谓士可杀不可辱，予无罪安能入禁？”“少顷，并将余之行李亦严密检查。忽捡一公文，为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次长之委任状。检查者为司法科长寇某，即执为证据。予即斥之曰：汝为民国官吏，可知民国之来历？若无南京之临时政府，焉有今日之民国？汝为警厅司法科长，而对于司法次长竟敢如此无礼！寇乃改容相谢，即将余改拘于优待室，警卫亦另眼看待。时已午夜，予因受此刺激夜不成寐，乃写信至邓和卿、杨映波、罗镕轩等。邓得讯，即往见唐蓂赓。唐约偕余前往，邓等即偕余自五华山相见。唐见面即云：奉统率办事处电，有乱党李根源、吕志伊等回滇煽惑军队，希严密注意查拿等语。军署亦未发表此电，系警察厅可知是巡按署之公文。时警察厅长唐夔赓亦在座。唐复言舍弟近因葬先母事亦未至厅。余略道款曲即辞出，重至黄玉田处。邓和卿即派警卫兵三人至警厅将行李仍迁入旅馆内。后数日，唐同邓和卿言：须余自首，始能回复统率办事处。余谓：革命不成功则成仁，决不能自首以丧失余之人格！今蓂公如念旧情，则送余出安南，否则听其所之。唐乃复统率办事处电云：李根源并未回滇，仅吕志伊一人，系回滇经商。经详细检查其行李，并无形迹可疑之处。并经滇中军政界多人担保其无秘密行动等语。统率办事处复电云：严密监视。因之，时有侦探随余之侧。余乃自请派邓和卿监视，即移至邓宅中居住，出外则与邓同行。因之得避侦探耳目。”⑥当时他曾写了一首《四年春回滇隐于翠湖畔之借庐对酌漫兴》示友人，其诗曰：“花间春独酌，不速之客来。有酒径须饮，一杯复一杯。”⑦生动地表达了当时历经艰难，化险为夷的豪迈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