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运动：中国首次“法制之战”
辛亥革命网 2015-12-28 08:53 来源：昆明日报 作者：马雪荣 查看：
过去，我们对护国运动的认识多集中于政治、军事、社会等多个方面，换个角度看，实际上护国运动也是一场法制与专制的斗争，并且贯穿于反袁斗争的始终。
近日，昆明隆重纪念护国运动10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相关活动，一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护国运动的追忆与思考。如何铭记历史、以史鉴今，是探讨这段历史时很多人都要深思的问题。市政协秘书长周忻认为，过去，我们对护国运动的认识多集中于政治、军事、社会等多个方面，换个角度看，实际上护国运动也是一场法制与专制的斗争，并且贯穿于反袁斗争的始终：“虽然，护国起义只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一场战争，但是与历朝历代的武装斗争不同，护国军不是以争夺天下政权为目的，仅以天下公正为己任，其纲领是‘永除帝制，确保共和’。这是一场体制之战、法律之战、保卫宪法之战。这种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云南人民追求法制的表现
“这要从鸦片战争说起。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全面侵略，在严重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深刻变化，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政治体制变革由此开始，例如戊戌变法、清末变法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也标志着中国的法制建设踏上了近代化之路。”周忻说，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亚洲第一个建立了共和制的国家，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共和国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民国初年，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被社会上的新型知识分子和城市里的士绅阶层人士所接受，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法律实践的过程中，当时中国大地上建立了一系列的政党就是其表现。护国首义爆发时，护国军成员中属于进步党派的就占到了大多数。
从晚清的立宪改良开始，民主共和思想就如汹涌大潮势不可当，云南更是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当时，云南军政府建立后，即制定了滇省五年政治大纲，颁布了几十种法律和章程，特别是在其政纲中明确规定：“定国体为民主共和国体。”采取了大量的改革新政，如在内政方面，大量更新人事；在财政方面开源节流，整顿财源，使厘税收入归公；云南还注重实业发展，设立云南农务总会，注重开发个旧锡矿、东川铜矿等，制定森林、畜牧等章程；注重教育，普及小学教育，在曲靖、昭通、蒙自、普洱、永昌、丽江六地设立初级师范等，还在交通方面有所规划。
云南一时万象更新。
护国军首举法律大旗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暴露后，随着国会解散、约法废止，共和体制已经面临被废除的危机，斩断了新生共和国的法统，走上回归独裁专制甚至复辟帝制的道路。这股逆流，使国家法律面临着被废除的危险，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和党派的警惕与对抗。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发动了护国战争。
“护国战争的发动者要打倒袁世凯，就必须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周忻介绍，为此护国军在《讨袁檄文》中说：“……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黜。”
“这实际是对袁世凯开展了法律上的批判——践踏民国的法律、破坏了民国的司法制度、破坏了民国行政法律制度。护国军为什么特别重视法律上的批判工作？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人们崇尚伦理道德，评价人物优劣主要是看其品德好坏，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人们逐渐有了民主法治的观念。当袁世凯复辟帝制，彻底取消中华民国法制时，人们便不能容忍了。”周忻分析。
护国战争的发动者正是顺应了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潮流，适应了人民法制观念日益增强的趋势，在组织反袁武装起义时，首先注重从法律上击败袁世凯，以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护国先贤利用法律的武器，将袁世凯置于罪犯的位置，撕去了袁世凯尊重民意的伪装，揭露其违法行为，也就是在证明护国军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其次是公开宣布护国运动的最终目标要维护共和国体制，捍卫民主与法制。
周忻认为，纪念护国运动，正确理解法律斗争在近代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今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充分说明了，法律的权威源自于人民真心的拥护和真诚的信仰，要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
云南人民追求法制的表现
“这要从鸦片战争说起。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全面侵略，在严重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深刻变化，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政治体制变革由此开始，例如戊戌变法、清末变法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也标志着中国的法制建设踏上了近代化之路。”周忻说，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亚洲第一个建立了共和制的国家，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共和国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民国初年，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被社会上的新型知识分子和城市里的士绅阶层人士所接受，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法律实践的过程中，当时中国大地上建立了一系列的政党就是其表现。护国首义爆发时，护国军成员中属于进步党派的就占到了大多数。
从晚清的立宪改良开始，民主共和思想就如汹涌大潮势不可当，云南更是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当时，云南军政府建立后，即制定了滇省五年政治大纲，颁布了几十种法律和章程，特别是在其政纲中明确规定：“定国体为民主共和国体。”采取了大量的改革新政，如在内政方面，大量更新人事；在财政方面开源节流，整顿财源，使厘税收入归公；云南还注重实业发展，设立云南农务总会，注重开发个旧锡矿、东川铜矿等，制定森林、畜牧等章程；注重教育，普及小学教育，在曲靖、昭通、蒙自、普洱、永昌、丽江六地设立初级师范等，还在交通方面有所规划。
云南一时万象更新。
护国军首举法律大旗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暴露后，随着国会解散、约法废止，共和体制已经面临被废除的危机，斩断了新生共和国的法统，走上回归独裁专制甚至复辟帝制的道路。这股逆流，使国家法律面临着被废除的危险，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和党派的警惕与对抗。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发动了护国战争。
“护国战争的发动者要打倒袁世凯，就必须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周忻介绍，为此护国军在《讨袁檄文》中说：“……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黜。”
“这实际是对袁世凯开展了法律上的批判——践踏民国的法律、破坏了民国的司法制度、破坏了民国行政法律制度。护国军为什么特别重视法律上的批判工作？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人们崇尚伦理道德，评价人物优劣主要是看其品德好坏，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人们逐渐有了民主法治的观念。当袁世凯复辟帝制，彻底取消中华民国法制时，人们便不能容忍了。”周忻分析。
护国战争的发动者正是顺应了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潮流，适应了人民法制观念日益增强的趋势，在组织反袁武装起义时，首先注重从法律上击败袁世凯，以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护国先贤利用法律的武器，将袁世凯置于罪犯的位置，撕去了袁世凯尊重民意的伪装，揭露其违法行为，也就是在证明护国军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其次是公开宣布护国运动的最终目标要维护共和国体制，捍卫民主与法制。
周忻认为，纪念护国运动，正确理解法律斗争在近代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今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充分说明了，法律的权威源自于人民真心的拥护和真诚的信仰，要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