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云南护国起义(2)

　　此外，云南各族各界民众的觉醒，也是云南成为讨袁护国基地的条件之一。1915年夏秋之季，筹安会问题一发生，广大军民立刻群起而攻之，纷纷要求惩治“筹安会六君子”。一时之间袁世凯及其爪牙便成众矢之的。如后来任护国第一军秘书长的李日垓所说：民国四年秋间，筹安会初起，滇军中下级军官“三五组集，已无日不在秘密筹议运动之中。吾与赵凤阶氏，黄斐章氏同为一组，日夕筹议。”“厥后罗镕轩、顾小斋、邓和卿、杨映波、董干臣、吕天民及其他诸氏，先后相聚倾吐，始知各有组集。于是各组综合，由于臣佯言，先解决滇局，以耸人听，而其议遂定。”后来蔡锷抵昆，各界欢迎。蔡说：“此秘密消息，不瞬息而传遍，盖船埠、车栈、旅馆均有人坐候，遂至无可避匿。抵滇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喜色……，日来举办护国纪念会，人气敌忾，有如火如荼之观。滇人侠勇好义，于此可窥见一斑。”滇军军官杨如轩说：“顷之，滇军中反袁思潮波涛汹涌，官兵反袁情绪激昂。如火燎原。”“无论是军队里或城市乡村，都呈现一片反袁呼声。”宣布护国起义的当天，昆明各界民众自发集会游行。“欢呼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共和国’口号，至夜乃息。”有的将领说：“前几日邀集人民代表讲话，他们都异口同声，赞成拥护，没有些微畏难退缩之心……今日誓师回来，在街上看见群众愤慨的呼声，壮盛的气象，觉得我们这一举是值得的，是应该的。”护国军由昆明出发，“绅商各界和青年学生两三千人集中在状元楼热烈欢送。许多女学生还送手巾给出征官兵。在行军途中，群众纷纷向部队送茶水。”

　　云南本是个穷省，清末养一师兵还得靠协饷维持，护国举兵讨袁，一下子就组建三个军，不难想象，筹措军费的难度有多大。然而，由于有全省人民的支持，多大的困难也能战胜。

　　人民群众怀着热烈的爱国心，拥护和支持护国讨袁，踊跃捐输，“人民缴纳捐款的，争先恐后，早晨一开门就拥挤的来交，至晚不止。妇女们把簪环首饰拿来抵交的很多，都是自动自愿，并没有勉强叫她们出钱，这也是妇女界好义心的表现。”“出兵以后前线催粮甚急，只好把教育停办三个月，其他敬节堂、养济院都停止了，抽凑饷银，接济前方学生教职员及老少人民，毫无怨言，大家都忍痛急公。”为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争相贡献一切，这是多么高尚的品格。正是有这么好的群众觉悟基础，所以云南才能担当起护国首义的历史责任，起义后护国军所到之处，“人民箪食壶浆的欢迎，说你们为我们民主共和国而战，我们应当帮助。袁世凯卖国盗国，还能容他吗？”所以群众基础好是云南革命派长期工作的结果。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云南同盟会支部的骨干们就创办了革命刊物《云南》杂志，反反复复向民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云南》杂志以其独特的风格，英勇战斗了5年，不仅宣传了民主共和思想，撒播了革命种子，为辛亥云南起义，以及护国讨袁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第6期载越南来函说：“贵报所说，一切出于至诚，仆等异邦人读之，犹拔剑击地，慷慨吁唏，况贵国人乎！”第7期所刊说：“拜读之下，钦佩无已，有血有肉，如火如茶，中国之不亡，云南之不亡，我同志组织会社，挽救祖国之功也。”甚至连英法两国官方也组织人力，逐期翻译研究，并发出“云南人醒矣！云南人醒矣！”的哀叹声。云南《光复起源篇》评论道：“是时，有《云南》杂志者，滇人居东之所作也，其书痛陈清廷不纲及列强谋滇政策，由海外流入中国，读者快之。而在滇人士，亦有《云南日报》、《星期报》、《云南公报》等之设：又为《苦越南》传奇，授伶人奏之，座中至有泣下者。革命思潮，遂浸润于三迤。”

　　由于有革命派的长期工作，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在辛亥起义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云南的群众基础都是很好的。所以，护国起义的基地才会选择在云南。

　　三、护国起义的历史意义及其思考

　　正当袁世凯忙着要做皇帝的时候，云南的唐继尧联合蔡锷、李烈钧等于1915年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举兵护国，讨伐叛逆袁世凯。在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云南相继组建护国三个军，由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攻打入川北洋军；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兵发两广；唐继尧则以云南护国军政府都督之职兼任第三军总司令，坐镇昆明，统筹全盘。

　　云南起义之后，不久得到贵州、广西等各省响应，由云南点燃的星星之火，迅速成燎原之势，护国讨袁的战火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中国讨伐袁世凯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袁世凯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原先支持他称帝的西方列强，一看形势不妙，为维护它们在华利益，纷纷抛弃袁世凯，撤销对帝制的支持。国内袁氏的走狗、爪牙们也相继脱离袁世凯，各寻出路。在护国军的沉重打击下，在众叛亲离的形势下，先是取消了登基大典，后又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但仍厚颜无耻地宣称自己还是大总统。护国军宣布，袁氏已丧失总统资格，必须下台接受人民的审判。在全国军民的声讨声中，绝望孤立的袁世凯于6月6日可耻地死去。第二天，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被袁世凯废弃的中华民国得以复生，护国战争取得打倒袁世凯，重建中华民国的重大胜利。

　　从云南开始的护国战争，是继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它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其独具的特点和革命意义是很明显的，革命派称其为第三次革命。因此，孙中山曾于1916年12月13日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院，建议把云南宣布护国起义之日，即1915年12月25日，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纪念日。这个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不过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先后作出决定：把云南护国起义日定为全国性纪念日，每年都要放假进行纪念活动。这一事实说明，护国起义在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心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护国起义是近代中国人民 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所走过的重要一步，这一步，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由旧民主主义迈向新民主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阶梯。我们对护国起义的回顾，是进一步阐明护国起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革命的历史意义不可抹煞。

　　护国起义是反袁各派联合发动的。关于这一点，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都是承认的。梁启超说：“盖此次各派皆经淘汰，去莠留良。其良者皆饱受数年来苦痛之教训，客气悉除，误解一扫，人人各自忏悔其前此之所为，温和派有然，激烈派有然。此佳朕也。”又说： “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主因。”孙中山说：过去同改良派的斗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见仇者虽欲其所快，无能幸也。”

　　李根源说：“起事之初，各派贤者，莫不捐除意见，相与提携，悉泯前嫌，共图进取。”“此次战役所以能使帝制推翻，共和复活者，悉由邦人君子不分党派，不计利害，并力进行，有以致之。”

　　唐继尧、蔡锷和李烈钧宣布起义时明确表示说“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各派实现联合讨袁，是护国起义获得胜利的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