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时期的广东省财政

　　第一编 概说

　　北伐战争时期，确切言之，应由民国十五年（1926）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日起，而至民国十六年（19 27）四月十六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时止。但实际上，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成立，之所以能够出师北伐，系由于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于是年五月创办了黄埔军校；随而组织了“学生军”，于民国十四年（1925）二月一日开始了第一次东征。肃清了除惠州以外的广东东部的陈炯明反动势力。然后于六月回师，解决了阴谋叛变的刘震寰与杨希闵的桂滇军。这样，才能于七月一日把广东革命政府改组成为“国民政府”，为北伐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由民国十三年起至民国十六年止，所有军政费都由广东省财政负担。故研究北伐战争时期的广东省财政，应由民国十三年起至十六年止，才能脉络贯通，彻底明了广东财政变迁递邅的趋势。故本编论述，系由民国十三年起至十六年止凡四年。

　　第一章 财务行政

　　关于政府“生财，用财以及聚财”，是否得其道，常系于财务行政组织是否完善。广东省自辛亥（1911年）以来，动乱频仍，时遭军阀的混战和割据，是故财政紊乱异常。司农仰屋，苟能挖肉补疮，东挪西借，应付过去，便算理财能手，更何暇于财务行政的改革与更张。然而回顾一下当时财务行政的情景，也可能推知当时的财政概况了。

　　一、财政机构的组织

　　清末宣统年间，设立广东财政清理局时，对于岁入岁出，都拟有国省之分。故财政机构即依照这原则，设立财政部以管理国家财政，设立财政厅以管理省财政。①

　在广东，民国十三年至十四年上半年的主管国家财政机关，系沿用民国十二年（1923）三月二十一日大元帅府设立的大本营财政部。至十四年下半年改为国民政府财政部，但其编制仍与大本营财政部相同。原设有秘书及第一、第二和第三共三个局，以后略有更改。十三年（1924）三月稍为扩大：除部长、次长外，设有秘书、参事、参议及总务厅和赋税、泉币两局。及至十四年（1925）九月，裁局改处：按税收性质及职务划分，除秘书及总务科、库藏科外，设有沙田局等凡十一个处；中央银行亦隶属于财政部。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财政部，广东的财政部遂改为“管理财政部在粤事务”，指定由广东财政厅长兼任，此在广东省管理国家财政机关组织的大概情况。

　　主管广东省财政的机关则为广东省财政厅，厅设秘书室及分科办公，变迁不大。②

　　主管国家财政和省财政虽然分设有财政部及财政厅，但国、省税收从未划分清楚，而且部长和厅长同是一人，故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始初步划分为国库与省库。故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这四年间国、省财政实际上是合而为一。

　　在北伐战争时期饷糈浩繁而府库支绌，军队索饷甚急，部长、厅长无法应付，尝有从后门逃遁的。故莫不存五日京兆之心，四年来凡十三易人，除宋子文外少有任职一年以上的。兹列表如下，以供阅览。

　　二、税收机构

　　当时除征收关税的洋关、常关及海关监督署以及征收盐税的盐运使是常设机关公署外，其他各项捐税，绝大多数都是招商承投办理，政府税收大权落在商人掌中，是最不合理的。但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税收人员多是军政要人或巨绅地主荐用，他们有恃无恐，贪污中饱无所不为。财厅不但鞭长莫及，而且在政治实权上也莫奈伊何。因而征收既无起色，税款多少？何时解库？殊难预定，而军政费的支出则急于星火，财政当局往往难以应付，故不得不招商承投，以解决目前困难。因为招商承投即可以先收预饷两、三个月得应急需，而按月收饷入库亦有把握。其次，也可以避免管理监督之劳。但商人唯利是图，无孔不入。往往串通主办人员，把底价压低，坐地分肥，各得若干；而百姓则受到百般苛刻及诈欺勒索。承商因而获利不少。广东不少百万富翁，是承投捐税，发财起家的。

　　三、会计出纳

　　当时财政长官已是五日京兆，一朝天子一朝臣，其下的职员自难安心工作。会计人员亦更换频繁，故工作紊乱，更无制度之足言。即税收和费用科目亦无一定，分类合并历年亦不大相同。所以统计综合分析工作，存在不少困难。

　　库款的出纳则由银行代理的金库办理，故其收支数目尚幸有账可稽。但这些帐册只能代表某一个时期的库款的出纳，而不能代表这时期的整个财政实况。驻军的就地筹饷，自收自用故无帐目可查；即坐支挪用，往往只见之来往公文，在会计上办理转帐手续的很少。故财政机关发表的统计数字，往往限于现金部分。本编所提供的数字，系著者与财政厅主计人员钩稽帐册，并参考一些来往公文编成。难免挂一漏万，故不敢说能确实反映当时的财政情况。

　　第二章 四年来的财政概况

　　前清末季广东税收仅次于江苏，居全国第二位，岁入约三千七百四十万两。③如果伸合这四年时期广东通用的小洋则应为六千五百万元左右。且自辛亥革命而后，苛税杂捐增加不少，加以物价上涨（一般都是从价税），照理税收比之清末应当以倍计，但因战乱相寻，财权四分五裂，税捐大部入于驻军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私囊。

　　根据财政厅整理出来的收支纪录：民国十三年（1924）岁入减去借款、公债库券和税外收入外，税收净额约八百六十万元，仅为清末税收百分之十三；十四年（1925）税收净额约一千六百五十万，约为清末百分之二十五。然自十四年七月成立国民政府，财政渐趋统一，税收因而激增。十五年（1926）税收净额已达六千九百万元左右，已略超过前清末季。十六年（1927）更有增加，税收净额为九千六百五十余万，已超过清末百分之四十八。

　　兹将各年来政局与财政的概况略述于下。

　　一、民国十三年（1924）的政局与财政

　　财政是政治的反映，当政局安定，政权统一，则财足用舒；否则捉襟见肘，这是自然的道理。民国十二年（1923）一月陈炯明虽然宣告下野，但其部属叶举据惠州；林虎，洪兆鳞据潮梅；邓本殷、申保藩则分据高雷琼崖。孙中山先生于是年二月四日在广州组织革命政府，惟是软弱无力，其大元帅府的大本营政令不出广州。其时还有粤籍军人梁鸿楷、李济深等部，驻防西江、五邑；沈鸿英部据驻北江（后因叛变，于四月间被解决）；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分驻广州各属。其后更加以由闽回粤的许崇智部粤军，李福林部福军及由湘赣归来的谭延闿部湘军，朱培德部滇军，樊钟秀部豫军。群雄割据，飞扬跋扈，各自为政，开烟开赌，私铸毫银。政府毫无统率能力，因而财政金融的紊乱不可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