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5)

　　张作霖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80年代以前，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搞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因此，是一个“反动的军阀”（注：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80年代后，随着有关研究的深入，对张作霖的评价较以前有所提高。如对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问题，就有人对张一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双方关系的真实情况是既有勾结利用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注：潘喜廷：《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学术与探索》1980年第2期。）。更有论者认为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提出的侵害我国东北主权的要求采取抵制与抗争态度，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这一行动在客观上却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事业的”，对于他这种维护国家主权的表现，不应因人废事，而应“予以肯定的评价”（注：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另有论者认为张作霖不仅在镇压“宗社党”复辟、统一东北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在与日本关系问题上亦不是甘心当汉奸出卖东北，而往往采取拖延的办法，表面敷衍，因而引起日本的不满，他之不见容于日本侵略者而被害，“是应该得到人们谅解的”（注：丁雍年：《对张作霖的评价应实事求是》，《求是学刊》1982年第5期。）。从张作霖后期与日本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情况来看，这一观点较之以往张是因失去利用价值而为日本抛弃的看法（注：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似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张作霖早年寄迹草莽，这一经历对其一生发展以及特有的军阀个性的形成有着极大关系。潘喜廷根据地方档案资料与方志资料，比较系统地论列了张氏自1899-1911年间经营辽西十几年的概况，从而弥补了以往对张作霖早期历史发掘较为薄弱的不足（注：潘喜廷：《张作霖在辽西的发迹》，《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1期。）。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后起之秀，特别是20年代以后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他的研究，除蒋自强等编《吴佩孚》一书外，尚有多篇文章给予了专门介绍或论述，谢本书《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一文对吴佩孚由北洋军的一员悍将而一变为西南军阀的“盟友”这一转变过程进行了研究，文章根据1919年吴与西南军阀签订的军事密约及对1900年西南军阀“联直制皖”策略的考察，认为吴提出“救国同盟条件”这一军事密约的目的，是要“北以共同对付皖系军阀，南以排斥孙中山，镇压革命”（注：谢本书：《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这一方面反映了吴佩孚的政治本质与政治野心，同时也说明他后来能成为“八方风雨会中州”的重要人物绝非偶然。蒋自强《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一文对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排兵布阵、指挥作战等作了专门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颇著声名的军事谋略才能的一般情况（注：蒋自强：《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而宋镜明《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一文则具体分析了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乘机再起的情况。当时控制北京政权的奉系已成为北方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因而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而吴佩孚再起后立即由联孙（传芳）反奉转向联奉反冯（玉祥），在英、日帝国主义策动下结成直奉军阀的反革命联盟，并以“讨赤”为名，联合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进攻，致使国民军在河南、山东溃败（注：宋镜明：《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这一段史实清楚地暴露了吴佩孚为达其目的而不惜投靠各种反革命力量的面目。在对吴佩孚的研究中，有关其晚节的评价曾一度引起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吴佩孚在日本的劝降面前没有出山，这一表现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称赞并应予肯定的”（注：吴根梁：《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之说，认为吴是日本中意的对象，他之最后死于日本人之手，是因其讨价还价引起不满而被杀一儆百（注：梁荣春：《“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异议》，《学术论坛》1984年第2期。）。由于当时日本与吴佩孚间的接触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就为弄清个中真相并给予恰当评价带来了一定困难，这是在此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所在。我们认为，对吴佩孚的晚节问题应注意以下两点：（1）吴最后没当汉奸事实俱在，这应是评价其晚节的立足点。（2）吴受忠、孝、节、义等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熏染至深，晚年更是醉心于《循分新书》、《正一道诠》、《明德讲义》等书稿的著述，试图以封建伦理道德挽救世道人心，这一思想认识基础在考察其晚节问题时应给以一定重视。

　　冯玉祥是北洋军阀内向往进步而逐渐摆脱旧营垒的人物，一直为史学界所注目；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冯有“民主将军”的美誉，更由于为贤者讳，因而对其早期历史不愿多所涉及，甚至希望他从一开始就很进步。其实，承认冯是由旧营垒杀出来而成为一位“民主将军”的事实，不但无损于其光辉形象，反而会使他在人们心目中变得更崇高、更伟大。目前学术界对冯玉祥一生的总体评价，意见基本一致，认为他“是一生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将领”，“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注：《人民日报》1982年9月11日、9月15日。）；但在对其思想转化过程的认识上，尚存在一定分歧。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所属部队改称国民军，正式从北洋军阀集团中分化出来。但同北洋军阀的决裂并不意味着他已完成从军阀到革命将领的根本性转变。有论者认为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是冯玉祥政治思想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转折点，他开始由一位军阀营垒中的爱国将领转变为革命将领（注：高德福：《冯玉祥与国民军》，《南开学报》1982年第2期； 熊建华：《从（民报）看冯玉祥对“五卅”运动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海振忠：《从基督将军到三民主义信徒-冯玉祥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转变》，《北方论丛》1989年第1期。）。另有论者认为，“北京政变”直至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冯玉祥并未完全跳出军阀的范畴，直到1926年南口战役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教育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单纯地维护本派系利益而发展为以国民革命为目的（注：刘敬忠：《冯玉祥与南口大战》，《历史教学》1984年第3期。）。还有论者认为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是在曲折奋斗中发生的第一次重大的革命转变，即由一个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将领，转而公开正式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注：刘曼容：《试论冯玉祥由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的转变》，《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其实，冯玉祥政治思想的转变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实现的，而有一个逐步转变、不断提高的渐变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两种矛盾的思想即救国救民思想和封建军阀思想在冯玉祥身上交织在一起，并交替对他产生影响，这也是他在政治上走过了一条呈“之”字形轨迹的曲折道路的主要原因所在。

　　除上述重要军阀外，对其他二三流军阀如冯国璋、曹锟、张勋、徐树铮、阎锡山、孙传芳、郭松龄、张宗昌、吴俊升、杨宇霆等，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进行了一些研究，表明北洋军阀人物研究的整体水平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人物评论多重个体，80年代后期起始有群体研究之成果应世。辛培林编著《军阀列传》编列了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张勋、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等十位北洋军阀重要人物的传记，虽然各传独自成篇，但可收相互比较，以军阀人物个人成败窥知北洋军阀兴衰全貌的功效。杨大辛等编著《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系北洋政府历届总统与总理的评传之作，书中在详尽评述北洋时期七位总统、二十九位总理生平事迹的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期政争激烈、阁潮迭起、政权频频易手的政治景象。焦静宜所著《二十世纪初的遗老遗少》将段祺瑞、张勋、吴佩孚等置于清末民初的过渡时期予以论述而别赋特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在北洋军阀人物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为个别劣迹昭彰但也有一些善举的军阀如袁世凯、吴佩孚等人招魂翻案的风气。诚然，学术贵在创新，没有创新，学术就会失去生命力，但创新并不是刻意地去立异。因为一个真诚致力于学术的人是不能背离求真求实这一学术的根本宗旨的。学术如失去真实，也就不成其为学术了。就北洋军阀人物的评价而言，不顾事实地随意夸大他们的功德或掩饰他们的罪责，与过去极“左”年代所盛行的全盘否认、一棍打死的治学风气一样，也是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扭曲。对此，李文海、梁溪人等人曾专门撰文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意见（注：李文海：《从“扬袁抑孙”想到学术创新》，《人民日报》1995年7月28日；梁溪人：《徐世昌怎样成了“推翻旧时代的先行者”》，《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7期。），值得引起重视。

　　四

　　50年岁月匆匆流逝，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虽历经迂回曲折，甚至有断流的时刻，但总的趋势仍是向前发展，特别是最后20年显示出蓬勃向上的景象。展望前景尚有广袤园地等待辛勤耕耘。

　　北洋军阀史的总体研究虽已有多种专著初奠基础，但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北洋军阀既不同于古代的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近代的湘淮军阀。它是一个曾掌握中央政权达16年之久的政治军事集团。因此，既要从军事角度，更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意识诸方面统一考察其发展脉络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以及所应得的历史地位。这种宏观的整体研究可以给人们一种完整系统的认识，但是，它还需要有若干微观研究来充实和支持。

　　北洋军阀集团主要以直皖奉三系为其主要支柱，而旁及地域性的军阀集团。因此，对各派系的单项研究将是非常必要的。东北地区对奉系军阀的研究不仅过去已见成效，近年来更有新的发展趋势。相比较而言，对直皖两系的研究则显得薄弱。直系从冯国璋中经曹锟而吴佩孚，起源早，延续长，三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都自居一方，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兴亡相终始；皖系首脑段祺瑞为次于袁世凯的副魁，四任阁揆，一摄执政，对民初政坛影响甚巨，虽然在直皖战争后已难作为一个独立的派系与直、奉抗衡，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仍时有动作。三大派系自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不仅代表着北洋军阀集团势力的消长，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不仅影响及于其割据与牵涉的地区，也牵动北洋军阀集团统治的全局。因此，对于各派系的研究亟待进一步发展。

　　对人物的评述应是今后北洋军阀史研究工作力求加强的方面。过去虽已有成就，但显然不够。就深度而言，多为一般评述，尚缺资料翔实的谱传；就广度而言，犹集中于少数几个首脑人物，应加评述或进行群体人物研究的工作仍有待开展。重要人物的别集，除1987年出版的《袁世凯奏议》收录了自1898—1907年间袁氏奏片800篇外，《袁世凯集》虽由专人进行编纂多年而中途告辍。吴佩孚有台湾出版的全集，其他还有待创议组织。

　　开发史源是推动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北洋军阀史的史料蕴藏极为丰富，可惜开发不足。史源不外二大端：一为抢救口碑，北洋当事人与有关人士虽凋落居多，然硕果犹有存者。这些人虽难于明了全局，而具体细节多有出于文字记载之外的，尤以人事变幻的错综复杂关系更有助理解事物之变化，应该能慎思明辨，去伪存真，尽快极谋抢救，否则人亡史失不胜可惜。二为档案公布，一史馆所藏前期档案虽公布一定数量，但尚可罗掘，二史馆则为北洋档案之宝山，近年颇多编研刊布，但能全部开放，裸呈于研究者之前，深愿以档案的源头活水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展现出无尽江山。

　　关于资料汇编工作，八十年代以来，就已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陆续以专书形式公布所藏档案；该馆所办《民国档案》杂志也不时发表有关资料，对推动北洋军阀史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九十年代前后由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993年版）汇集1895—1928年的有关资料，陆续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最后一种。接着，由章伯锋主编的《北洋军阀》六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汇集了1912—1928年的有关资料出版。这些都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但是，北洋军阀资料数量既多，散置又广，还须以更大力量从事纂辑。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