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2)

　　对北洋军阀集团在辛亥革命前后各16年活动的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史学界曾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地一概贬斥否定到对其中的某些方面给予适当肯定的发展过程。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对北洋军阀的认识与评判局限于阶级关系、阶级本质这一单一的角度，因此，“落后”、“腐朽”、“反动”也就成了该集团的代名词。在对北洋军阀反动本质的揭露方面，黄志仁所撰《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和《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两篇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北洋军阀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制，推行专制独裁统治，这是对历史发展的极大反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注：黄志仁：《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1期。）而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 摧残社会生产力的罪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北洋军阀顽固地推行媚外政策，疯狂出卖国家权益，极大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二）连年不息的军阀混战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浩劫；（三）北洋军阀的横征暴敛，吞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的再生产；（四）北洋军阀凭借反动政权竭力维护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黄志仁：《北洋军阀破坏中国在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中国经济问题》1980年第5期。）就北洋军阀的本质而言，这些论述与评价应该说是切中了要害的。但如果不是从单一角度，而是尽可能全面地去审视该集团在近三分之一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也很难说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80年代后，不少学者从多种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或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如吴兆清、邓亦兵分别在各自研究北洋建军问题的文章中，对袁世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制度改革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举措在近代军事发展史上应占有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注：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邓亦兵：《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北方论丛》1988年第3期。）。虞和平通过对1912年至1921年间北洋政府所颁布的40多项经济法规的具体分析与综合考察，认为这些法规发挥了以下功能作用：第一，政府经济管理法制化和经济化；第二，企业和企业家法人化；第三，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第四，融资渠道的社会化和国有化，并得出了“民初经济法制建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的结论（注：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而袁继成、王海林两人则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这两个重大外交事件的是非得失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与以往判然有别的观点，认为：冷静地把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这两件事放到中国近代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斗争的长河里考察，就会觉得中国参战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是有失也有得。（注：袁继成、王海林：《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这些论述反映了北洋军阀集团在一些具体事例或特定方面所起的不可抹煞的作用，那么，对这一集团在其整个兴衰存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究竟又该给予怎样的总体认识呢？来新夏对此提出了以下几点估计：（1）北洋军阀集团是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2）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3）北洋军阀集团所把持北洋政府是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华民国的政权代表（含对外的国家代表）；（4）北洋军阀集团为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过渡作了铺路工作；（5）北洋军阀集团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陈旧的状态（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这些估计按过去的观点似有涂脂抹粉之嫌，但应该说是历史真实情况的反映；第二，从中国近代化的全过程来看，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充当主要角色的32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时期。虽然由于研究所限，目前对北洋军阀在其中的具体作用尚不甚明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一时期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化全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应该说与当时政治舞台的主角北洋军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课题，长期以来受到史学界的关注。过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从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角度立论，而且具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以致对它们间的关系作了帝国主义是北洋军阀的靠山、后台，而北洋军阀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走狗之类的简单描述；有的论者甚至还把充当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视为北洋军阀的一大特点（注：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之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有失简单化的方法和片面的结论逐渐得到扭转。不少论者注意到，卖国媚外并不是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全部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变幻的，不能采用一成不变的公式去硬套。有的军阀派系确是卖国求荣、甘奉帝国主义为自己主子的，如段祺瑞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即属于此种类型，不少论者曾专门撰书立说，以大量确凿可信的事实给予有力的论证（注：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裴长洪：《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庄鸿铸：《试论段祺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但也不能不看到，军阀有需要向帝国主义投靠求助的一面，又有利害矛盾的一面，笼而统之地称为帝国主义“走狗”、“工具”，不一定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其间关系往往是随时随地而有极多变化和复杂的内容”（注：孙思白：《论军阀史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不少论者从具体史实的研究方面支持和证实了这一观点。如俞辛①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一书中，具体分析了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及其后果，提出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双重外交，或二元外交”，“外务省和军部互相配合，执行侵略政策”的观点，从而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手段的诡诈多变（注：俞辛：《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一文评价了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所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并分析张在该事件交涉中所以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原因：“其一，随着张作霖地位的不断提高，逐渐滋生了维护统治权威，摆脱日本控制的自主欲。其二，受全国反日声势的震慑和影响。第三，与同日本统治集团反对派的矛盾有关。”（注：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而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与英美关系初探》一文则从财政、军火等的支持与援助几个方面，对1922年5月至1924年10月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期间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作了初步考察，得出了英美对直系的支持并不明显的结论（注：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与英美关系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这一观点与英美是直系后台、直系是英美代理人的传统看法有着较大区别。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这种既密切勾结、沆瀣一气，又各怀鬼胎、时起争斗的关系，贯穿了北洋军阀兴衰起落的全过程，并在当时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表现。但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资料挖掘不够充分，研究成果又相对较少，且多拘于某一问题、某一片断、某一方面，因此，目前尚难于说清两者关系的全貌。

　　二

　　历史需要史实的编织，而史实又贵在翔实可靠。由于北洋军阀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流传下来的可资利用的各种资料极为丰富。但这些资料一方面比较分散，涉及历史档案、传记、专集、地方志、笔记杂著、资料汇编和报刊等诸多方面；同时在记载、反映某些基本史实时，各种资料又常常存有异说。这种情况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但更重要的是也为广大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驱策驰骋的天地。同时，利用方方面面的资料，对一系列个案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澄清某些基本史实的真相，也就成为北洋军阀史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方面。

　　就专题研究的进展而言，五六十年代虽然有些具体的论述文章，但数量有限，论题范围也不广。“文革”期间北洋军阀史实际上成为革命史的陪衬，有关研究几成死角。80年代后随着北洋军阀史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独立地位的确立，专题研究的进展明显加快，成果明显增多，旧问题逐步取得一致，新问题不断提出，禁区逐个打破，空白次递填补。兹以北洋军阀集团的兴衰起落的线索，对一些争议相对较大或在北洋军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专题的研究情况，简述如下：

　　1.北洋军阀的兴起、发展和形成时期

　　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至1912年他出任临时大总统，是北洋军阀逐步奠定军事、政治基础，并最终成为军事政治集团的重要时期。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分歧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1）北洋军阀兴起与形成的时间问题。关于北洋军阀的兴起， 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发源应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算起，如乔志强《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一文（注：乔志强：《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山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等；另外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和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也都持此观点，并专门叙述了其发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但对北洋军阀的形成时间却存有三说：来新夏等认为应以袁世凯窃国为标志，理由是：北洋军阀正是以辛亥革命为契机夺取了对全国的统治权，从而由一个军事集团一跃而为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集团（注：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3页。）。任恒俊认为从1895 年小站练兵开始到1905年练成北洋新军六镇，北洋军阀集团遂告形成（注：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河北学刊》1985年第4期。）。 李新则认为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继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是北洋军阀的形成阶段（注：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意见不一的关键不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在于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衡量，标准确定则形成时间问题自可迎刃而解。（2）北洋建军过程及其评价问题。来新夏认为北洋建军过程大致经历了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北洋常备军和北洋六镇四个阶段（注：来新夏：《北洋军阀的来历》，《文史知识》1983年第1期。）。而邓亦兵认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分三个时期：第一是新建陆军时期；第二是武卫右军及其先锋队时期；第三是北洋陆军时期（注：邓亦兵：《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北方论丛》1988年第3期。）。北洋建军过程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它的时期划分不能仅仅依据部队名称的变化，而主要应体现北洋军由一支一般意义上的清末新军（当时南方有自强军）而一步步发展成为军事集团的阶段性特点。对北洋建军的评价，学者们已突破了以往将北洋军阀的反动性与当时的军制改革混为一谈的认识局限，对两者作了理性的区分，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如吴兆清提出：不能将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与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混为一谈，不能以北洋新军的罪恶来认定以资本主义军事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进步意义；而承认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在我国军事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也并不否定北洋新军的反动性质和它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注：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邓亦兵、姜廷玉等人对此也基本持相同的观点（注：姜廷玉：《略述袁世凯的军事教育思想及实践》，《历史教学》199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