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重要回合(2)

　　（一）国民政府发展案。9月9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内称：“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注：《中央通告（钟字）第十七号——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1926年9月16日。】18日，再电张、谭，声称：“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7册第22页。】蒋介石的意图是运用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中共中央看出了这一点，但担心国民政府迁汉后，“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因之，持反对态度【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7册第55页。】。在讨论这一议案时，谭延闿作了说明，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这种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迁到北方将与奉系发生冲突，“目前无急迁之必要”，“与其忙于迁移，不如先把各省的基础巩固起来”【注：《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1926年9月20日。】。会议一致决定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二）迎汪案。这是会上斗争最激烈的议案。事前，徐谦曾要求张静江早日发表蒋介石迎汪电，但张坚持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并称，“汪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右派还扬言，要提出欢迎胡汉民案以为抵制【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各海里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录》，油印件。】。18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4个党部将该案作为临时动议提出，内称：“当此党政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同志主持军事于外，一切建设政治与党务，非有能提纲挈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内，不足巩固革命基础，实现党政真精神。”【注：《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该案有山西、山东等25个党部附署。在此情况下，张静江才无可奈可地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但又表示，不知何处可以寻汪，受到与会代表的嗤笑【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事录》第3号。】。会议决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褚民谊５人会同张静江、李石曾即日前往劝驾。随后，江苏代表张曙时提出：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甘乃光等附议。于是，会议又决定电蒋，“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注：《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三）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案。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即指示广东区委：“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事录》第3号。】联席会上通过的“最近政纲”即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图。政纲共105条，对内提出：“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之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对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行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在妇女待遇上，规定“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一切地位与男子有同等权利”；在农民问题上，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在工人问题上，规定“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注：《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年9月17日。】。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精神而又能为各派所接受的纲领。

　　（四）民团问题案。当时，各地民团大都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成为镇压农民运动，威胁国民政府统治的反动武装。会上，通过了甘乃光、毛泽东等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案》，规定民团团长须由乡民选举，禁止劣绅包办；不得受理民刑诉讼；已有农民自卫军的地方不得重新设立民团；凡摧残农民之民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等。这就为改造民团、限制民团权力提供了根据，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

　　（五）执行本党纪律及肃清反动分子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决定向西山会议参加者叶楚伧、邵元冲、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知本等提出警告，责令改正，限期两个月具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认为叶、邵2人已有表示，未予议处；石瑛等8人迄无表示，均开除党籍。同时决定“本党统治之地域内，不许西山会议叛党分子居留”【注：《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

　　（六）请办沈鸿慈案。沈鸿慈原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反共团体“司的派”，声言“预备从广州出发，再冲锋到全省、全国去，打杀了假革命的ＣＰ”【注：《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左派学生将沈扭送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但张静江认为“案情并不严重”，他把持下的监察委员会则认为沈“反对ＣＰ之假革命者则有之，仍未达到反对本党之程度”，仅予警告处分。联席会议期间，广州市警察特别党部所属组织纷纷要求惩办沈鸿慈，提案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等”袒彼反革命之徒”。会议要求张静江就沈案处理作出说明，张委托陈果夫报告。在张曙时、孙科二人责问下，陈表示：“自应从严办理。”【注：《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12号。】结果，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沈鸿慈的党籍，驱逐出境。

　　会议最后一天，丁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不能变更或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必是无效的”。于是，发生会议权能问题的激烈质辨。吴玉章提出：“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通过，只有第三次全国大会方有修正之权”，得到通过。

　　联席会议以左派的胜利结束。中山舰事件后，左派士气不振。此次会上，左派扬眉吐气，屡次向右派进攻，而右派则处于防御地位。但是，由于会议未能就改组领导机关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国民党中央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蒋介石、张静江手中，因而，左派的胜利只是局部的，并且只是书面上的胜利。

　　三、迁都之争

　　尽管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暂不迁移，但蒋介石仍然提出，希望“中央党部移鄂”。10月22日，他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力陈理由，说明“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注：《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第12号。】。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但10月底，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铁罗尼向他写了一份报告，陈述对唐生智的忧虑，认为唐“像是一个卖弄风情（武装力量）的女人，谁给她最多，她就将自己出卖给谁”。铁罗尼说：“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虫和邓演达。”“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和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第105页。】与此同时，张国焘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须请粤方速派季龙（指徐谦——笔者）来”【注：Docdumemt44.Wibbur】。这样，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紧张，清浦子爵在北京和李石曾、易培基谈判，询问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派代表到日本会商。广东国民政府的领袖们认为，“在这日本同张作霖冲突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并决定派戴季陶使日【注：《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宋庆龄等自广州启程北上，拟经江西赴武汉调查各省党务、政务，筹备迁都。

　　蒋介石闻讯，非常兴奋，于11月19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他还表示，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自己不到武汉，因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注：《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2），《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79—482页。】。同日，他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时说：“新国都将设于武昌，且将为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9册第59页。】22日，他派邓演达、张发奎二人飞粤催促。26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重要人员及文件于12月5日第一批出发。这样，迁都问题就正式确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