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重要回合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被迫“请假”离国，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限制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逐步掌握了党权、政权和军权。为了保证中国革命的健康发展，夺取革命领导权，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曾团结合作，同蒋介石进行过几次斗争，取得一定的胜利，夺回了大部分党权和政权，但是，由于未曾触动蒋介石的军权，最终还是失败了。本文是对这几次斗争的一个历史概述。

　　一、迎汪复职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迎汪复职的口号最初是国民党左派提出来的。

　　1926年5月25日，彭泽民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提议：“汪精卫同志病仍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并申述本会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54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随后，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省党部陆续通电，要求汪精卫销假视事，主持北伐大计；于右任、经亨颐等并电请中央催促【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575～600页。】。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左派的迎汪要求更为迫切。8月初，国民党中央接到汪精卫7月16日的信函，汪表示，辞去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所任各职，“销假以后，或在粤，或在别处为党服务”民民何香凝主张借此请汪复职。8月10日，她在中常会第47次会上临时动议：【注：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5日。】现在请汪主席销假者既函电纷驰，中央应分别答复及将原函电转汪主席。”【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第635页。】次日，吴玉章由沪到粤，何香凝一见面就哭道：“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注：《吴玉章回忆录》第13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自此，二人即不断联络左派，商量对策。

　　最初，国民党左派计划在攻克武汉后召开国民党三大或临时代表会议，实现迎汪打算。9月，确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为此，顾孟余自愿联络北方左派，吴玉章亲到长江一带活动。他们制订了两项宣传原则：1．说明本党现状及3月20日事变真相；2．口号为“巩固左派与Ｃ．Ｐ谅解合作”与“恢复党权，拥汪复职”。但中共中央认为：“第一项太利害了”，怕刺激蒋，要求“含浑一点【注：《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1926年9月20日。】

　　蒋介石对迎汪复职愈来愈疑惧不安。在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蒋介石故作姿态地表示：“汪精卫、胡汉民两同志，我们大家必要请他俩出来，尤其是汪先生，我们必须请他赶速销假，主持党务。”【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帮介石先生》，第15册，第71页。】但实际上他强烈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1926年8月20日，他从广东来电中得悉迎汪情况，认为其目的在“倒蒋”【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8月20日。】。21日，中央军校全体党员电请汪精卫销假：“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徬徨歧路，莫决南针。”【注：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3日。】这对蒋介石刺激很大，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决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8月25日。】由此，他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憎恨，日记说：“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8月25日。】但是，这一时期，他因嫡系部队作战不力和进攻武昌受挫，受到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正处于困境，对共产党还不便强硬。

　　9月中旬，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声称汪精卫回来，将被小军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注：《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蒋介石这里所指的“小军阀”，显然包括唐生智在内。蒋介石担心，汪回来，会受到唐生智等人的拥戴，成为他政治上的劲敌。蒋介石要求中共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并要挟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注：《蒋介石最近对于我们的要求》，《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9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讨论迎汪问题。会议认为：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纵容官僚、驻防军及土豪劣绅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工贼，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迫切需要从政治上恢复左派的指导权。目前有三条路可走：1．迎汪倒蒋；2．汪蒋合作；3．使蒋成为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但现正处于北伐期间，走第一条路太危险，继蒋而起的李济深、唐生智可能比蒋还右；走第三条路有很多困难；走第二条路比较适宜。【注：《中央致粤区的信——制订左派政纲，促成汪、蒋合作》，1926年9月17日。】。会后，陈独秀对胡公冕表示：“汪回有三种好处。第一，使国民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人扩大局面；第二，新起来的小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可以和缓一些；第三，张静江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陈独秀并称：中共只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赞成汪回：1．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2．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3．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注：《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由于蒋介石邀请吴廷康赴鄂。9月21日，中共中央与吴廷康会议，研究如何在汪、蒋、唐之间进行权力分配以避免冲突【注：《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Q1990Q32N11】。会后，吴廷康即与张国焘赴鄂。但二人赶到时，蒋介石已经赴江西指挥作战。２７日，加伦劝蒋介石请汪“出任党政”首领【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9月。】。在苏联顾问中，蒋介石比较相信加伦，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常常通过加伦转达。两天后，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的来信，其中心意思是解释中山舰事件，“声明前事无嫌”【注：】。10月3日，蒋介石发出迎汪电报。内称：“本党使命前途，非兄若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屣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该电表示，特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来劝驾，希望汪精卫“与之偕来，肩负艰巨”【注：《蒋介石分类日记·军务》，1926年8月29日。】。从电报字面看，确能给人一种情意诚挚的感觉，但是，张静江长期瘫痪，怎么会远涉重洋向汪精卫劝驾呢？

　　迎汪是为了抑蒋，但是，汪精卫其人，华而不实，脆而不坚，投机善变，并不是同蒋介石抗衡的理想人物。直到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才痛苦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之后，曾经成立过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成员为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余等７人。从9月14日起至29日止，共开过6次会。其间，左派曾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将中常会、中政会合并，另选13人组织政治委员会，它可以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必须是左派。左派的意图很清楚，即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张静江的代理主席职务。对此，张静江蛮横地表示，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不能反对蒋作主席，声言“请汪复职”，“不啻拥汪倒蒋，余誓以去就争”【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帮介石先生》，第18册，第5页。】。会下，他又以“前方战事紧张”为理由，对鲍罗廷说：“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0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在张静江的逼人气势面前，左派决定退让，结果，提案委员会未能提出该案。

　　联席会议（全名为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于10月15日至28日召开，出席中央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由于中共中央会前指示各地组织“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注：《陈果夫回忆录》，见吴相湘著《陈果夫的一生》第105页，台北伟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因此，会上共产党人占1／4，左派占1／4强，另有一些半左派，中派和右派仅占1／4。会议主要讨论了下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