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牧与辛亥革命(3)

　　加入同盟会，谢良牧由学生向职业革命家的角色转换，奠定了其终生追随孙中山的思想基础。谢良牧认识到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在日留学近三年，对谢良牧的经历得到极大的淬炼，使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淬剑东瀛是他一生重要转折点。同盟会成立会后，孙中山为解决同盟会的起义经费，拟向海外华侨中筹集200万元，首途选赴越南，该国华侨有三四十万之众，粤籍占八九，欲在广东留学生觅数人同往，联络侨民，以利进行，然多为学业故，不暇抽身，而谢逸桥、谢良牧兄弟遂慨然辍学随行，决志革命一途，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便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的实际斗争中去。中国同盟会经费主要来源于会员交纳会费，当时孙却苦以旅费无着，难以成行，谢氏兄弟得知此事，慷慨解囊。孙中山正是有了这些经费才得以从容辗转于各地。这年l0月间，孙中山偕黎仲实、谢逸桥、谢良牧、胡毅生、邓慕韩等乘法国邮船赴越南西贡，船过香港时，冯自由与陈少白、李自重、郑贯公、李柏(纪堂)、容开(星桥)、黄世仲、陈树人等登轮谒见孙中山，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同盟会宣誓仪式，陈少白等人一一举手加盟。在《中国日报》社（香港同盟会的机关报）四楼召开成立大会，虽是旧兴中会会员，仍填写誓约，陈少白为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郑贯公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这是同盟会在日本以外建立的第一个分会组织，这一年继续入会的还有李树芬、李白平、邓荫南等。以李煜堂、李文启兄弟经营的“金利源药材行”作联络机关， 10月19日，在越南华侨中较早建立同盟会的是西贡、堤岸地区。早在1900年孙中山初到西贡时，结识了法国银行买办华侨曾锡周、马培生及侨商李竹痴等人。1902年孙中山利用应法国总督之邀赴河内参观博览会的机会，组织兴中会，奠定了建立同盟会的基础。05年冬，孙中山偕谢逸桥、谢良牧等一行再次来到西贡，受到曾锡周、马培生、李竹痴等热情接待，因此地为法国商业区，而附近的堤岸为华侨集居区，孙中山在西贡住了一二天后即赴堤岸，受到当地华侨的欢迎。随即成立同盟会，入盟者有李晓初、李卓峰、刘易初、黄景南、关唐、李亦愚、曾锡周、马培生、李竹痴等多人，举刘易初、李卓峰为正副会长，以刘易初的昌记行为通讯机关。中山这一次经过新加坡，事前打电报给尢列，约他引陈等到轮船上晤面。晤面以后，彼此相见恨晚。孙中山告诉他们，新的革命组织已经在欧洲发端，到了日本就可以正式成立，希望他们在南洋预为布置。他们听了，十分兴奋。其后。在丙午年(1906年)阴历三月，孙中山由日本经越南河内，到了新加坡。由于当年因宫崎寅藏被控图谋行刺康有为一案而连带地放逐的期限已满，得以自由登陆，受到陈楚楠等极热烈的欢迎。很快地，便在三月十三日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当天，宣誓入盟的人，是：尢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黄耀庭、邓子瑜、李竹痴、林镜秋、许子麟、萧百川、留鸿石、蒋玉田、吴业琛、何心田、林航苇。由香港分会所策动与支援的黄冈之役与七女湖之役虽则失败，党务却一经发展而并未因两地革命军之解散而中断。分会先已派出了“代理主盟人”分赴各方，吸收同志，成立了若干“通讯处”：1906年8月7日，同盟会吉隆坡分会正式成立，孙先生亲自主持十六位创始会员宣读誓辞，公推陆秋杰为会长，王清为副会长。同月，庇能(槟榔屿)同盟会分会成立，以吴世荣为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1907年，吴世荣等发刊《光华日报》，另由黄金庆等组织「槟城书报社」，对于革命宣传，收效甚大。1907至1908年间，又继续在芙蓉、怡保、瓜朥庇拉，麻坡、关丹等地设立同盟会分会。印尼 1907年春，张俞人、吴文波等奉星洲同盟会之命，前往荷属印尼八打威（即今之雅加达），组织同盟会分会，为避免当地政府耳目，改名为寄南社，并在各地设立书报社，以作联络。1910年，寄南社与书报社合并，向当地政府正式立案。主持当地同盟会者，分别有谢良牧、李柱中、李天邻、陈方度、梁墨庵等人。当地革命报刊，分别有泗槟日报、长锋报、苏门答腊报等。后以“槟城华侨阅报书社”名义注册，分会设在平章会馆，成为革命逃亡者集结地和重要的财力来源地之一，同时动员华侨支持同盟会为起义筹款，各省学生所办刊物和革命小册子大量输入国内，一时间，革命风气大开。谢良牧这段时间相继往来于日本、南洋之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

　　同盟会成立后经过一年宣传、组党工作，确定"两广首义、各省响应"的战略方针。1906年春，孙中山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讨论，因谢逸桥与会党的渊源关系，认为他是可堪大任之人，遂谢逸桥衔命返乡，任岭东同盟会代理主盟人，经略岭东，期冀开辟一个新局面，同行返国的有李思唐、谢良牧、方汉成、方次石（南冈）等，方瑞麟、饶一梅、温靖侯、林修明等10多人，图谋策动华南起义。中国同盟会组织松散，是一个缺乏严密纪律的全国性组织，孙中山陆续派遣同盟会骨干回国谋划，分赴各地，发展会员，筹组机构，运动会党，自创局面。但岭东同盟会的地位比较特殊，《岭东同盟会草章》表明：“本会合惠、潮、嘉三州党员组织之，故定名为岭东同盟会。”“本会为提擊三州，注重汕头埠，以控制岭东门户起见，定汕地为本会集中地，”“本会对三州（惠、潮、嘉）各属分会则为总会，对中国同盟会则仍为分会。”“因有言语上、交通上种种利便之故，所有三属分会，均归该机关指挥节制，如委任人员，各分会则由该机关保荐，交由本支部加以委任，如核计款项，则由该机关转解，”“而惠、潮、嘉三属新兴精英政权，仍可由此机关支配之，联络之。”可见，这一组织较为严密，有别于其他同盟会组织的松散结构，且互不统属，试图当做较独立的同盟会粤东最高机关，直接受孙中山和同盟会本部的领导。谢良牧偕温靖侯在返乡前即与丘逢甲联系，谢良牧把自己的想法与老师商讨，就是利用其师范专业，创办松口初级师范传习所（松口公学即今松口中学，1906年初创，百年老校），由谢益卿、谢梦池父子和张煜南兄弟等捐资筹建），借松口官坪余氏宗祠作为传习所的校舍，实际上它是岭东同盟会的联络机关。由饶芙裳聘任谢逸桥、温靖侯任师范传习所监学（相当于校长），除张谷山外，延揽了一道回国的同盟会会员，有相同的师范专业背景如饶一梅、陈蓬士、林菊秋、李仲肩、梁少慎等留日青年才俊作师资,他们朝气逢勃，满腔的爱国热诚，给学生感染致深，以办学为掩护，周围凝聚了一大批思想激进的学生，谢良牧发展了丘哲（映芙）、张谷山、张作则、张作新、周增、温翀远、陈啸桥（季搏）、陈隆吉、陈柏常、廖介和、梁龙、林百举（一厂）、古直（公遇）、叶菊生、肖惠畅（长）、李次温、黄嵩南、郭典三等学员为同盟会员。谢良牧以传习所为基地，宣传革命，发展组织，运动会党。他还在校兼课，鼓吹民族思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勉励学生，将带回同盟会的《民报》、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邹容《革命军》等进步书报刊给学生传阅，传播革命思想，分别拜会长乐（今五华）的张谷山、李济民，兴宁的肖惠长，张醁村、张花谷、张则通，平远的林鲁传、姚希尧，镇平（今蕉岭）的丘逢甲、大埔的郭志陆，潮州的许雪秋，福建上杭的丘仰飞及在地方上较有声望的吴等初、卢耕甫、江柏坚、谢鲁倩、曾伯谔等人，奔走于“粤之潮梅，闽之漳汀”各州县，联络各地会党。潮梅惠三府青年对松口初级师范传习所，争慕向之，热烈响应，思想更磅礴一新，会务发展甚速，活动范围亦广，岭东会党很快联成一体，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此时，谢逸桥、谢良牧利用这个平台孕育和培养同盟会的骨干力量, 与当地洪门会党哥老会交往甚密，名为办学，实值党结群，积蓄力量，伺机起事。师范传习所只办了一期，学员123人，随后即被当局关闭，学员分头回到本乡、县开展活动，成立分支机构，松口实际上成为了岭东革命运动的联络站，谢良牧间或回到日本向孙中山汇报组织运动情况。

　　1906年，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后，便转往越南、新加坡、马来亚。南洋由此成为同盟会工作的中心。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设同盟会枢部在越南河内，以便就近指挥各地武装起义，惠、潮、嘉三府早在孙中山的视野之内，被革命党人视为“宜早图之”的目标，“攻取粤桂滇三省为革命根据地，其中尤以广东最善”。此时，岭东同盟会的力量薄弱，倒是岭东会党的势力特别活跃，实力雄厚，其势力遍于潮汕城乡，亦及于福建，谢良牧洞悉岭东会党内幕，认为会党这股不可小覰的力量，遂重点运动有深厚会党背景的许雪秋。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与谢逸桥已就利用会党借力反清问题进行了反复探讨，孙中山的一地起义，数地响应的战略构想酝酿成形，“以为割据之势，而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进取计划是以两广作为武装起义的突破口，建立反清革命基地。潮汕地区地界海疆，近通省会，远达南洋，为通衢路口，有“粤东门户，华南要冲”之称，是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860年1月1日设立潮海关（1865年移至汕头办公），标志着汕头开埠，多国列强在汕头设有领事馆，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口岸和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城市之一，经济比较发达，接受西方影响比较强烈。早在1895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开启了“实业救国”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之路，在这一大背景下，1903年12月，潮汕铁路获清廷批准立案，由谢益卿，谢梦池父子与张榕轩、张德轩昆仲（谢、张两家是戚谊关系），梁辉（廷芳、碧如，谢梦池的女婿）等 人合股投资兴建的中国第一条华侨集资铁路（该路1904年9月20日开工，1906年10月竣工，11月16日通车营运），“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孙中山认为“两粤之间，民气强悍, 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盖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故别处虽有形势,虽便接济而心仍不能舍广东，则以吾人之所在也。”“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心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谢逸桥将情况报告了在河内的孙中山和同盟会东京本部，同时也报告了香港同盟会分会，综合考虑，孙中山认为谢逸桥的报告与其不谋而合，潮汕地区加上本地会党、绿林十居八九，这对革命党人来说，无疑是一支现成的武装力量，谢逸桥认为运动会党业已成熟，形势大有可为。“当合广、韶、惠、潮、钦、廉诸军，以联为一气，则粤事机局宏远，大有可为也！”。值得指出的是,谢逸桥由于家族生意已南下潮州,代表谢家襄办潮汕铁路路务，任公司襄理和铁路总巡，为便于起义所需运械之用， 谢良牧亦将岭东同盟会的枢部从家乡松口移至汕头，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精神，他甫抵汕头即利用家族的影响力和在当地社会上良好声望积极开展活动，周旋于潮汕社会贤达和巨族士绅之间，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因素成为他筹划起义的独特优势，潮州会党首领许雪秋等人亦通过洪门这条纽带与谢逸桥取得联系。许雪秋从小好练武术，功力过人，又仗义疏财，在当地有“小孟尝”之称。1902年结识黄乃裳，受黄影响颇深，倾向革命，早与谢逸桥相熟，1906年在新加坡经张永福介绍加入同盟会并认识孙中山的，并被任命为同盟会东军都督。同年12月，他策划一次潮州会党举事曾得到谢良牧的关照，因事泄流产。此前，谢逸桥向日本三五公司爱久泽直哉（潮汕铁路由日本三五公司承建）举荐许雪秋分包潮汕铁路的部分筑路工程.密派会党头目陈宏生,余丑等担任工头,安置700多 名会党骨干分子作筑路工人，谢又以维护在建铁路沿线治安为名，招募团练400人作为护路队，秘密操练军事，以这两支力量为起义骨干队伍。谢逸桥原计划联络会党举事嘉应，因有许雪秋会党力量的因素，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将2月19日岭东同盟会配合会党筹划潮州起义计划报告东京本部和香港分部。由于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首次组织领导的，孙中山对起义的组织工作十分重视，旋即派遣同盟会本部谢良牧、张煊、郭守毅、张俞人、温奋立、王斧军、乔义生（宜斋）、方次石、方瑞麟、方汉城、梁鸣九、李思唐等多人自日返国协助，谢逸桥与许雪秋密商起义，地点分别在潮州铁路谢家寓所或潮安宏安乡许雪秋家中进行,谢良牧旋即通知在家乡松口的丘哲,温翀远,陈啸桥等赶赴潮州参与其事，计划派方次石、方汉成往海阳，张煊、李思塘、向大昌4人则赴饶平，在浮山墟集兵袭潮州城，以期多路并起。2月18日，众人宣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会师武汉，建立民国，一心一德，同心合力，如有违背，天神共鉴”，乔义生率200人在城外，谢逸桥、谢良牧、李次温、吴东升、李子伟等暗率同志多人藏匿于潮汕火车站，以图内应外合，后因潮客数字“4时”与“10时”之误,是晚又适逢风雨骤至，多路义师，约期不至，旋聚旋散，起义因而流产（是次起义史书较少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