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牧与辛亥革命

谢良牧先生

　　谢良牧是岭东地区辛亥革命运动旗帜式人物，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谢良牧与岭东同盟会融入到波澜壮阔的共和革命洪流中去，搏动风潮，为推翻帝制奔走呼号，是海外华侨积极参与的一个缩影，他侠名远扬，胆识过人，临危难而弥坚，遇大敌而愈勇，赞襄革命，不遗余力，独步一时。犹如一颗耀眼的彗星，在划破苍茫的夜空之后，归于沉寂，却又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笔者对谢良牧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鸿泥雪爪作一勾勒，虽非尽窥全豹，亦有小悟，或许可以弥补这一缺憾，故勉成此文，略叙其事：

　　谢良牧(1884-1931)，字叔野，家名均元，学名延誉，诗名園人。广东梅县松口铜琶村人，书香世家，家境优渥。祖父谢益卿，(1820-1914)字双玉，学谦（亦作益封），槟城华人首任参事局董事，清政府曾先后勒封为三品荣禄大夫。伯父谢梦池(1845-1918)，字春生，荣光，曾二度出任清驻摈城副领事（1898.5-1903.1 1906.12-1907.12，未设领事），荷兰殖民当局曾授予＂甲必丹＂衔职，槟城极乐寺五大总理之一（其他为郑景贵、张弼士、张煜南、戴欣然），为人方正，德高望重，颇负时誉，两人均为当地华人社会领袖，在南洋一带颇具影响。父亲谢国生，字可階，可斋，为邑中宿儒，望重乡邦，尤工词赋，作诗吟咏，有《红叶山房诗》行世，生有八子，长锡元（即谢逸桥），次逢元，三均元（即谢良牧），四辉元，五枢元（即谢适群，过继谢梦池）六京元，七颐元，八彬元，谢良牧排行第三，良牧幼年随父读书，在父亲的督导下，天资聪颖的谢良牧好学深思，博闻强记，后受业于乡绅饶芙裳（1857-1941，原名赵曾，又名集蓉，别名松溪老鱼，1912年任民国广东省教育司司长，第一届国会议员），培植了坚厚的文史根底，他少有大志，特立独行。谢梦池也经常寄回大量的海外书报杂志供谢良牧阅读，饱览家藏古书，谢家藏书甚丰，家风崇尚读书，对良牧的一生影响甚大，受到中国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熏陶，熟读经史子集，国语国策。孩提时，谢良牧喜欢听乡间老辈讲洪、杨革命事迹，特别是有关 “长毛”（即太平军）兵驻松口故事，非常向往。稍长，喜读太平天国杂史，凭纯朴的感情对穷人造反寄予同情。良牧弱冠丧父。此时，温仲和（1837—1904，字慕柳、别号柳介，进士）在京钦点为翰林编修，因母病，告假还乡，谢、温两家是世交。由于南洋家族生意的原因，谢良牧经常往返于嘉应汕头之间，家住汕头。1901年，谢良牧随哥哥谢逸桥往汕头入读岭东同文学堂，由于温仲和的关系（谢良牧的父亲去世后，温仲和成为谢氏兄弟的父执）认识了学堂校长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号蛰仙、别号南武山人、仓海，授工部主事），席间，温仲和滔滔不绝地介绍了在京城的热闹见闻，温仲和讲述康有为等千余参加会试的举人签名上万言书吁求变法，拒签和约（甲午海战的《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丘逢甲由于在台湾统领十万军武装抗日护台失败，离台内渡，他那种悲愤沉雄、念台怆台的浓烈情怀，长辈的声容俱动，谢良牧在旁也身受感染。谢良牧也常与温仲和、丘逢甲聊天，温仲和太史学贯东西，知识宏通，也就是谢良牧经常往来闲坐的日子里，悉心研习诗词文赋，勤学不倦，博学东西，时人有“岭东四杰”黄（遵宪）、丘（逢甲）、温（仲和）、饶（芙裳）之称，谢家与他们交谊甚厚，过从甚密。他们四人又同属“维新派”，同情革命。同时，他们经常对谢良牧进行爱国救国的教育，受到谢氏家风和新思想的影响，老辈的忧国忧民、家国天下的情怀给谢良牧以有益的启迪，在他的心灵里，隐然萌生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忧患民族前途，改变中国现状的情绪，在他的骨子里，深深刻上了“澄清天下”的烙印。

　　学界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中国由改革走向革命的一个转折点，甲午战败直接催生出1898年的“戊戌变法”，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变法失败。谭嗣同的绝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面对血淋淋的事实，对谢良牧的思想影响甚深，宣告了改良维新幻觉的破灭，他认为，康、梁维新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愤恨，又使他向往一种自由平等、人人有衣穿有饭吃的“大同”社会。孙先生的政治主张点燃了谢良牧心中的激情。

　　1900年，中国这个千疮百孔的古老王朝正随着一个新世纪的到来风雨飘摇，惊涛拍岸，庚子劫难，教案蜂起，义和团暴动，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山河失色，祸患不断，中国陷入了制度、民族、社会和文化全方位的危机之中，而这种危机意识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达到了一个顶峰，在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迅速蔓延，让国内有识之士殚精竭虑，香港已成为国内各派政治力量活动的中心。兴中会在港开会，谢逸桥闻兴中会谋划广东独立和惠州起义，携其弟良牧和温靖侯（温仲和之子）三人专程赶赴香港求见孙文，请求加入兴中会，声言跟随孙文“澄清天下”，适值孙文、陈少白等赴台筹备惠州起义，终未谋面。却与陈鹤云（腾凤、庭凤、号紫云，己丑科举人，维新派人士，会党领袖）, 欧榘甲（字云樵，号伊广，又称“太平洋客”，兴中会成员，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同学，创办《大同日报》，是维新派中坚）不期而遇，他们相谈甚欢，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早在1898年，谢逸桥曾秘密安排因在镇平县福岭村组织反清活动而被清廷追捕的陈鹤云潜逃香港，陈、欧二人因居中策动唐才常自立军起兵“勤王”事而滞留香港。1899年，唐才常（字伯平、号佛臣、佛尘）在日期间，不仅与康有为打得火热，也与林圭（后在自立军起义中牺牲）、吴緑贞和蔡锷等人密切往来，前者与湖南哥老会等会党中人脉颇丰，后者乃湖北、湖南人，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蔡锷与时务学堂10个同学追随梁启超门下，吴緑贞受孙中山的指示，与唐才常谋约在长江流域起事，虽然孙、康的矛盾不可调和，政见泾渭分明，但并不意味着孙、梁没有携手的可能，日本政府1900年给了康有为九千元日币，请他离开日本。康去了加拿大，其后又辗转去了新加坡，住在邱菽园的家里。梁留在日本，仍与孙中山常常见面，似乎颇能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一度愿意由两党合组一会，康写信来，命令粱离开日本，梁决定去檀香山。行前，孙中山写介绍信给他，介绍他与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友相见。倘若康有为能够成事，则自立军与革命军同时并起，也未尝不可以相辅而行。主张改良主义的梁启超对满清王朝的态度更多的是批判和否定，因而在思想上表现的也更为激进，一度倾向共和，他与孙文商议维新派和革命党联手合作，以孙为会长，梁为副会长，并在香港设立秘密机关，因徐勤等人之破坏而作罢。合组一会的计划没有实现，梁与孙中山的交往却未中断。唐才常、梁启超欲联络各地会党组织和领导自立军武装“勤王”运动，以武汉为军事大基地。谢氏兄弟和温靖候仨人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密议及期异军突起，援应唐才常的自立军，南北呼应，揭竿而起，旋即自港返乡松口堡着手筹办团防局，早在谢梦池捐巨资兴建家乡盘安桥时，建桥民工中许多是来自潮嘉闽地区的反清洪门会会友，谢逸桥此时与岭东洪门建立了关系，这些因素是谢逸桥筹办松口团防局的有利条件。谢逸桥筹办团防局此举更得到了前辈温仲和、饶芙裳、丘逢甲（时丘与康有为、梁启超联系密切）、黄遵宪等四人的大力支持.。松口团防推由饶芙裳任总董，谢逸桥、温靖侯任副总董，募勇购械（谢梦池出资），以厚兵力。丘逢甲为此曾题诗曰:“秋风吹冷松江水,谢览兰芳仍竞体,晴窗愵笔写秋英,芳心不向霜前死，眼中九晼无闲田,突兀拳石安花间，花幽石瘦多自媚,风茎露叶何娟娟，北平今日谁飞将,一枕幽香酣玉帐,借花陶写英雄心,岂特斋骚当梵唱，梦破中原夕照红，幽兰开落荒山中,莫教无土孤根露,花裹残茎写太空”，正当此事密锣紧鼓进取之时，8月，却传来了唐才常等在汉口未发事池被张之洞捕杀的消息.清廷大肆捕人。唐才常是继谭嗣同被杀之后19世纪末中国又一重大历史事件，唐才常的绝笔“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良牧忧愤异常，体会到他们的担当和勇气，浩叹长空，遥祭英雄。也正是这些充满血性的反清革命行动，才使后来的1911年辛亥革命得以大功告成。此时，松口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是冬，松口团防局被当地官府封闭，谢氏兄弟为暂避风声潜赴南洋槟城。为安全计，谢逸桥把这批枪支弹药转移到松口赤面石的石洞里去，徐图再举。创办松口团防局可以说是谢逸桥、谢良牧初试啼声，是谢良牧革命道路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亦是他将反清思想付诸践行的一次重要尝试。其间，在新加坡丘菽园处闻丘逢甲时在南洋为岭东同文学堂募集办学经费，谢逸桥遂将谢家在南洋认购的其中10万元“昭信股票”慷慨捐助,一个华侨富商子弟却如此热衷于新学，令当地士绅大为震惊，领一时之风气。对于谢氏兄弟的选择，伯父谢梦池表示理解和支持，谢逸桥随丘逢甲回汕协助办学。岭东同文学堂由丘逢甲任监督（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温仲和任学堂总教习，温仲和、温丹铭、谢逸桥、何寿朋（字士果，大埔人，何如璋之子，何如璋是首任清驻日公使）、梁居实和何守愚等任监事，延聘了何寿朋，温丹铭担任中文教习，日本退役军官熊泽纯之助、平山周担任东文和武术教习，1902年，谢良牧随谢逸桥又成为该学堂的学员，接触新式教育，岭东一大批有志青年如李次温（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海外党务委员）、林百举（报人，南社会员、南京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成员）、姚雨平（北伐军总司令）、叶菊生、林国英、黄慕松、李思唐、李柏存、李次温等先后在这个学堂学习，岭东同文学堂无疑为岭东开新学风之先河，亦培养了一批革命志士，这拨人当中有一部分后来留学日本，成为同盟会的中坚。

　　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在西力东渐大潮的裹挟下，列强瓜分狂潮席卷中国，在我国东北爆发日俄战争，大清帝国推行“新政”，五大臣出洋，京张铁路开工，废除科举使知识精英与政治权力的疏离，此时的中国面临着社会变革的前夜，近代日本明治维新方兴未艾，通过几十年间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国力日强，国势日张，让中国人将目光转向崛起中的近邻日本，此时，政治与知识界建立了新的联系，开始知识转型和思想转型，革命带来了新的社会蓝图和价值观等等。1904年，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谢良牧决定留学日本。留学日本蔚为潮流，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际会风云，背后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中西“文化势差”的逆转，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态度变化。可以这么说，留学生是影响未来中国走向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批留日学生豪迈不羁，自负宏远，才气纵横，将在西方众多学说和大事件的影响下波折起伏，大浪淘沙。1904年，嘉应松口兴学会所也决定派师范生往日本学速成师范，分别是梁少慎和饶一梅。发行于光绪甲辰年（1904年）三月初二日的《岭东日报》刊载有题为《送温君靖侯、梁君少慎、谢君良牧、饶君一梅游学日本》的诗三首。该诗作者署名为南武山人，即是丘逢甲，全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