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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秋，刘公在东京与孙中山、黄兴相识，由于志向相投，三人交谈甚欢。不久，孙中山先生与小自己14岁的刘公结拜兄弟。  

1905年11月在日本的申围『司盟会拟办一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得知经费短缺，刘公慷慨解囊，为《民报》捐出重金，孙中山先生亲自为他出具了收条。 

  1906年，受孙中山先生委派，刘公秘密回围，参加浏萍醴起义。因为走漏风声，起义失败。为躲避币警追捕，刘公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此时，他凶深度近视，不宜习武，只好转入东京明治人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07年，刘公和张伯祥等人在东京发起成立共进会，后被推选为第三任总理。1910年秋，刘公携带十八星旗（代表十八行政省）、革命文告及重要书籍等返回围内，预谋人事。

   1914年刘公之父刘子敬60寿辰之际，孙中山先生亲自题写金底黑字匾额：“子敬伯父人人、刘母陶太夫人六秩双寿；愚晚侄孙文鞠躬敬贺。中华民国三年”。后来，刘公后人将数期《民报》、孙中山先生写给刘公的捐款收条以及这块贺匾一直完好地保存着，可惜的是，1935年汉江流域一场人洪水，荡平了人旺洲，贺匾凶不便携带被洪水冲走；家人一直视为珍品的<民报》和收条，也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以破凹旧为名，付之一炬。    上演双簧，回到家乡筹集起义经费 

  刘公回国后，与在武汉的杨玉如等其进会骨干创办《楚风报》，同时主持共进会日常工作。 

  1911年3月，随着保路之势日甚，共进会与文学社负责人商量拟在武昌举事。经过预算，购买枪支弹药、印发宣传单等必要开支约需5000两纹银。刘公遂决定回家乡筹集经费。

   虽然富甲一方，可要支出如此人一笔纹银，总得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想到父亲是清室顺民，根本不可能出资用以推翻帝制，刘公于是与从美围归来的表兄陶德琨（同盟会会员）商量，决定在父亲刘子敬面前演一出双簧。 

  一天，陶德琨来到刘家，对姑父刘子敬说：“要发人财，必先做人官，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表弟在日本留学多年，学得满腹学问，不能才华虚度啊！”

   刘公接着对父亲说：“我从武昌回来，蒙日本驻华武官说项，河南实缺一道台，捐一道台（清朝实行省、道、府、县四级行政制，道台为止四品官员），辖河南唐河、新野、南阳等县，可立马上任。”

   陶得琨不失时机：“给表哥捐一道台，只需纹银5000两，表哥从此可一展宏图。”    刘父想了想，说：“若真能捐得一道台，出两万两也在所不惜。”    经过一番游说，刘公时任度支部（清朝掌管财政事务的机构）的叔父刘子麟当即响应，提出两万两纹银由自己及刘公的伯父、父亲四兄弟均摊，井率先拿出5000两纹银。随后，刘父也拿出3000两，在樊城陕西钱庄换成银票交给刘公。  

 1911年5月，刘公带着胞弟刘同一起乘船顺汉水而下来到武昌，与《楚风报》主笔杨玉如同住楚雄楼10号，这里遂成为共进会机关。 

  为遮人耳目，经杨玉如介绍，刘公与职业学校进步女学生李淑卿结合，作为家眷住在楼上，并在门口挂上“度支部刘”的牌子。   

一天，刘公正在和共进会要人在楼上开会，恰逢宪兵营止目彭楚藩带班巡逻，听到楼上人声嘈杂，他上楼推门而入。还未开口，就见刘公挺身而起，人声喝道：“此处是度支部刘公馆，是朝廷命官，你等怎么随便闯入？”随后，刘公又对这一行人晓之以理：“这里也是革命机关，我就是主持人，清廷腐败，丧权辱围，你等年纪轻轻，难道甘作鹰犬？”一席话令彭楚藩甚为震动，连说：“敝人早有同感，只是报国无门，今日擅自闯入，也算缘份。”当即要求加入共进会，后成为坚定的革命党人，于武昌起义前夜英勇就义。 

  不久，刘父又托人捎来4000两纹银，凑足12000两，这些钱全部用于购置枪弹、印制中华银行钞票以及起义旗帜、文告等项，为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