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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封建制”定位与日本东洋史学界的中国历史分期

　　“封建制”界说的定位，也对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史分期起到指针作用。

　　（一）“东洋史学”及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近代以降，日本把世界历史划为“国史”、
“东洋史”、“西洋史”。日本史学家那珂通世（1851-1908）是此一划分的先导者，他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提出“外国历史二分”建议，明治二十九年（1896）那珂氏拟定高等师范学校校则的地理历史专修科规程，对历史作“本邦史”、“东洋史”、“西洋史”三分。那珂氏还指出，中国史为东洋史的主要部分，是与西洋史相对应的世界史的一半。

　　日本对中国史的研究积淀深厚，其东洋史学界关于中国史分期多有论说，影响较大的是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1866—1934）的分期说。

　　内藤湖南强调日本是“中国文明圈的一员”，他颇用力于研究中国文明史。内藤氏未从社会形态着眼，而以中国文化的内生、外拓和外力影响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尺。

　　内藤氏的《支那上古史》将中国历史分作四期，另有两个过渡期：

　　第一期　有史以来到后汉中期（上古）

　　第一过渡期　后汉后半期到西晋之前

　　第二期　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中世）

　　第二过渡期　唐末到五代时期

　　第三期　宋元时代（近世前期）

　　第四期　明清时代（近世后期）

　　内藤氏的“宋代近世说”尤为引人注目，其要旨是：宋代贵族政治没落，科举官僚政治确立，出现城市由军政堡垒向工商中心转变的“城市革命”，世俗市井文化发展，土地自由买卖成为定制等等。这些特色显然与“封建社会”的固有内涵“封土封臣”、“领主经济”等相背反。那珂通世、桑原骘藏等赞同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

　　小竹文夫承袭内藤分期说，力辟宋以后为封建社会的观点，认为宋代开始的近世，土地私有权业已经确立，没有封土制，官僚制发达，贵族特权身份因科举制而没落，文风颇盛（不尚武），租佃制中土地契约普遍存在。小竹氏的结论是，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大异于西方中世纪封建制和日本的武家时代制度^[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