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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民初的政党政治缺乏政权的有力支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政体，却未改变中国当时的政治结构和统治关系。如江苏推举原巡抚程德全为苏军都督，改抚院为都督府，挂出“中华民国江苏都督兴汉安民”的牌子，并派人用竹竿挑去抚院大堂房上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12]。正因为此，辛亥革命后，很多旧官僚仍盘踞在民国政府的各要职之上，无论是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政府，乃至各级议会中，封建旧势力仍很强大。仍以江苏为例，1912年全省28个州县担任主要行政军事职务的57人中，旧官僚和士绅占了几近半数[13]。在州县以下的广大农村集镇，一些地主士绅的威福如同官吏。他们之中不少人在清末名列自治会，辛亥革命后，摇身一变又成了地方议员，由其把持各级政权，当然对推进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有害无益。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14]。
 
　　四、民初政党政治夭折的反思
 
　　民初的政党政治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在客观上延缓了专制政治复辟的进程，也使中国经历了一次民主实践的洗礼，并进一步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同时，它的失败也引起了日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反省和探索，有较强的启迪意义。
 
　　反思之一，政治制度并非万能。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让权于袁世凯，是在不利的形势下的无奈之举。在让权之前，南京政府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企图限制袁的权力，但孙中山等革命领袖指望通过对政治制度的安排保住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努力是失败的，故政治制度的限制作用是有限的，更非万能的。事后，孙中山等人对此有所省悟。当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力主起兵讨伐。对于孙在“二次革命”中的态度作法，有学者认为，孙提出武力讨伐，此举在军事上无胜算把握，并批判孙中山按照原初状态的革命组织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行事，用暗杀和刀枪去解决法律和政治问题[15]。殊不知，法律和政治制度并非万能，辛亥革命之初仅凭一纸约法以束缚袁氏，难以产生效果，这已成为先鉴；宋案后，若仍抱法律制度万能观念，事事依法律及制度途径解决，岂非自缚手脚？

　　反思之二，政治制度须适应国情。客观而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不宜采用政党内阁制而宜采用总统制，因为辛亥革命从前清继承下来一份十分不利的政治遗产——地方势力的坐大和中央财政的危机。上述两个问题交互影响：由于地方势力坐大，使得中央财政出现危机；反之，中央财政的危机使其不得不进一步依赖地方，更助长了地方主义的盛行。民初的中国，各都督府各自为政，南京临时政府加强总统集权制完全必要，但当临时约法制定后，最显重之事应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使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从大总统转移到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手中。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如前所述，其直接目的就在于削弱袁世凯的权力，保住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这种转变虽带有明显的因人立法的人治主义色彩，但从策略而言是正确的。而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种变化又是不适宜的。因在当时中国四分五裂，地方势力坐大、全国一盘散沙的状况下，骤行责任内阁制明显行不通。这在客观上是逼迫袁不得不违反临时约法，转而以总统制代替责任内阁制。政治制度必须适应国情，但另一方面，这种适应必须是一种动态的适应，即：政治制度必须随国情的变化而变化。国情是可以改造且需要改造，应当不断地改造国情，使之永远处于去劣存优的变化之中。对国情的这种改造其实是一种量的变化：当国情改变的量的积累最终导致质的变化时，政治制度就要随之发生变动以适应变化了的国情，如果政治制度不随国情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勉强建立，仍难以持久。例如辛亥以前，中国政治的权威基础是君主专制，皇权的合法性与天意联系在一起，民主共和政体在中国一直被斥为不合国情的异端。但经过辛亥前后民主思想的传播，君主制的权威基础已经发生了动摇，尤其是革命派在反对满清统治的时候，使用了现代民主共和制的武器，从法理上已将君主制丑化。这样，在20世纪初的中国，任何想要恢复君主制权威形式的努力都注定是要失败的，这就是中国已经变化了的国情。
 
　　反思之三，政治制度应顺应世界潮流。政治制度不仅要适应国情，而且要顺应世界潮流。孙中山曾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民初的政党政治是当时的世界潮流在中国的反映，它体现着民主化已成为世界大势。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已成为大势所趋，而袁世凯不顾这种趋势，企图凭强力消灭政党政治，重建独裁统治，结果是陷入万民诛讨的绝境。政党政治在当时虽遭失败，但在今后的数十年间，又反复地凸显出来，在五四前后、30年代初期及抗战胜利后，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再掀起政党政治的高潮，说明了一种符合世界潮流的政治制度仍不乏其生命力。
 
　　反思之四，判断一种政治制度是非好坏的根本标准。政治制度要适应国情，要顺应世界潮流，但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优劣，更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会带来国运的昌盛。然而在一种政治制度尚未付诸实施之前，这一点是难以看到其效果的，因而，需要实践的过程及勇气。近代以来，每一步民主的探索与实践，都会招致一些非议，但放弃了民主的探索和实践，实现民主的条件将永无完备之时，自然不会带来国运的昌盛。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证明了真正行不通的是脱离国情的民主形式，而不是民主本身，另辟新路的办法，不是舍弃民主，而是改造国情或改善民主的形式，使民主制与国情相适应。正如黄兴所说：“民主政治最好和唯一的养成所就是民主政治。”[16]民初的政党政治虽然失败，但它的探索是可贵的，在中国政治民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