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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24年是周恩来从旅欧归国、投身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的转折之年。既有研究多关注其统一战线策略、军队政治工作与工农运动实践，较少注意辛亥革命在其言论与行动中的存在方式。本文提出“辛亥元素”概念，将其区分为辛亥遗产、辛亥未竟之业与辛亥记忆节点三重形态，并以《周恩来年谱》1924年条目及同期文章为据，考察三种形态的具体落地：以国民党一大与孙中山为接口完成遗产接续，以10月10日武昌起义纪念日为动员场域完成记忆改写，以9月7日辛丑国耻日为起点重叙“辛丑—辛亥—国民革命”的因果链，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与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抓手补上辛亥“未能发动底层、未能掌握武装”的短板。研究表明，辛亥在1924年的周恩来那里并非被纪念的对象，而是被使用、被接续、被超越的资源；不另立新历而承接前人未竟之业，构成早期中国共产党获取历史正当性的一种具体路径。

　　关键词：周恩来；辛亥革命；1924年；国民革命；辛丑条约；革命记忆

　　1 引言

　　1924年是周恩来人生轨迹中公认的转折之年。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他在这一年七月下旬奉中共中央指示自法国启程归国，九月初抵达国共合作的中心广州；十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同月参加平定商团叛乱的临时军事指挥部工作；十一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主持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短短四个月，他从旅欧学生运动的组织者，转变为统一战线、军事政治工作与工农运动三条线上的实务承担者。既有的周恩来研究与大革命史研究，通常把这一年置于“旅欧—归国—大革命”的连续叙事中处理，其问题意识集中在统一战线的策略选择、军队政治工作的制度创建与中共独立武装的起点等议题上，成果已相当丰厚。

　　然而，若换一个观察角度，把这一年重新放回更长时段的中国革命纪年中审视，会碰到一个值得追问的现象：《周恩来年谱》1924年部分，并没有出现“纪念辛亥革命十三周年”这类显性条目。一个习以为常的判断是：辛亥革命在他的这一年里缺席了。本文认为，辛亥并未缺席，而是以“元素”的形态渗透在这一年的言论与行动之中。辛亥不是被纪念的对象，而是被使用、被接续、被改写的资源。

　　本文所说的“辛亥元素”，不是指明确的纪念仪式或纪念文章，而是指三重相互支撑的内容。其一是辛亥遗产，即孙中山这一辛亥革命的活遗产、三民主义这一辛亥旗帜，以及共和与反清的既有成果；其二是辛亥未竟之业，即反帝与反军阀这两项辛亥没能完成的任务；其三是辛亥记忆的节点符号，即10月10日武昌起义日与9月7日辛丑国耻日两个日期所构成的革命日历。三者分别回答“从哪里来”“还差什么”“什么时候说”三个问题，共同构成一套可操作的历史叙事。

　　本文以《周恩来年谱》1924年条目为基本史料线索，结合周恩来同期撰写的文章文本，逐条还原这些元素落地的方式，并试图说明：一个刚刚归国、尚未满二十六岁的共产党人，如何在不另立新历、不否认辛亥功劳的前提下，把辛亥未竟之业转化为自己可以立即承担的实务——建军、建党、建农工线。这一处理方式既是统一战线时期的革命策略，也体现出一种对待前人功劳的历史态度。

　　2 分析框架：“辛亥元素”的三重形态

　　把“辛亥元素”从纪念活动中剥离出来，是为了解释一个年谱编纂学的常识：年谱只记行动与著述，不记心绪与认同。一个革命者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未必表现为“出席纪念大会”这样的条目，而更可能沉淀在他如何称呼自己的革命、如何选择发言的日期、如何给敌人命名之中。据此可以区分出三种形态。

　　2.1 遗产形态：辛亥留下的人与旗帜

　　辛亥遗产首先人格化为孙中山。到1924年，辛亥一代的领袖已零落殆尽，孙中山几乎是唯一还活着、且仍具全国号召力的总统级符号。对共产党人而言，承认孙中山，就等于承认辛亥的正统；而孙中山本人在国民党一大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使这一正统具备了被接续的接口。其次是旗帜：三民主义作为辛亥革命的纲领，是各派共享的政治语汇，谁能够重新定义它的内涵，谁就能占据辛亥遗产的解释权。

　　2.2 未竟形态：辛亥没有做完的事

　　辛亥推翻了帝制，却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体系，也没有消灭军阀这一新的割据力量。这一“半途而废”是1920年代各派政治力量共享的判断，也成为国民革命合法性的直接来源。所谓“未竟之业”，在周恩来的表述中被具体化为两项：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它构成辛亥与国民革命之间的任务传送带——国民革命之所以必要，正因为辛亥没有做完。

　　2.3 记忆形态：辛亥留下的日期

　　辛亥革命还留下了两个可用作动员的日期：10月10日武昌起义日，是革命胜利的纪年节点；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日，是国耻的纪年节点。前者在民国初年即被确立为国庆，是全社会共同承认的“革命日历”；后者自民国初年即为知识界与舆论界反复书写的“国耻日”。一正一反两个节点，为革命者提供了现成的时间坐标：不必另造节日，只需借用既有日期并填入新的内容。

　　3 辛亥遗产的接续：从巴黎通讯处到国民党一大

　　3.1 1月17日：旅欧国民党组织与改组路线的对接

　　《周恩来年谱》1924年的开篇，就落在国民党身上。1月17日，周恩来出席国民党巴黎通讯处成立大会，以通讯处筹备员身份报告筹备经过；临时主任李富春报告巴黎党务发展情况；会议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处长。次日，周恩来致函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报告通讯处筹备与成立情况。这一条的意义，要在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背景下才能看清：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换言之，旅欧国民党的重建不是孤立的海外党务，而是国民党一大改组路线在欧洲的直接承接。对尚在巴黎的周恩来来说，辛亥遗产是以“组织”而非“记忆”的形式到来的：他所加入、所筹备、所报告的，是一个刚被重新激活的辛亥政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全年的工作可以被锚定在一个框架里——辛亥果实的继承者孙中山，如今被共产党重新激活，而自己正是这一激活过程的参与者。

　　3.2 6月1日：把国共合作叙述为辛亥的第二步

　　如果说1月的条目只是行动上的承接，那么6月1日发表的《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则提供了论述上的承接。文章驳斥国家主义派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种种污蔑，其中一段自问自答式的辩驳尤其关键：“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这段话的策略性在于：它并不回避共产党最终目标的独立性，却把当前的国民革命明确命名为“三民主义革命”。三民主义是辛亥的旗帜，国民革命则是辛亥未完成的延续。经由这一命名，加入国民党不再是与资产阶级妥协，而是“接着辛亥往下打”，是走向第二步之前必经的第一步。辛亥元素在这里的功能是提供合法性：正因为这是辛亥一脉的事业，共产党人的参与才不是外来的插入，而是内在的接续。

　　3.3 《赤光》时期的话语积累

　　这一论述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旅欧时期持续积累的结果。2月1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机关刊物《赤光》创刊，《赤光的宣言》即把目标定为“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并强调要把理论的《少年》改为实际的《赤光》。同期发表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提出“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2月15日《革命救国论》分析敌我友三方面力量，把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买办、官僚列为“我们共同的敌人”。3月1日《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则强调救国运动“决非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必须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

　　值得注意的是6月7日这一条。在旅欧华人各团体负责人集会上，周恩来主张把各团体联合会的共同目标由“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改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主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是五四时期的表述，其矛头指向具体人事，带有浓厚的道义色彩；改写后的口号则把敌人结构化——内有军阀，外有国际资本主义。这一改写在方法上与此后对辛亥遗产的处理完全一致：不推翻旧口号所代表的正当性，而是给旧的正当性换上一套更精确的敌人清单。

　　4 辛亥节点的动员化：1924年10月10日

　　4.1 双十纪念在1924年的广州

　　《周恩来年谱》10月10日条是全谱中辛亥浓度最高的一处。当天是武昌起义十三周年，广州各界召开警告反动商团大会以纪念武昌起义，周恩来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发表演说。这一场域选择本身就值得分析：纪念大会的名义是纪念武昌起义，议题却是当下的商团问题。辛亥的纪念日被当作处理现实危机的公共空间使用，纪念与动员在此重合。

　　4.2 演说文本的细读

　　演说中，他严正警告商团：“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随后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

　　这份“实力清单”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主体名单：工、农、兵、学、商，五类社会力量被并列写入，其中工人、农民、兵士被赋予“武装”“自卫”“先驱”的行动性角色，商人则被置于“后盾”这一支援性位置——在商团正以商人身份与政府对抗的当口，这一排序本身就是立场宣示。第二层是团结方式：不是号召追随某一政党，而是号召五类人彼此联合。第三层是敌人名单：帝国主义、南北军阀、一切反革命派，由外而内、由总而分，构成一个完整的敌对结构。

　　4.3 从“排满”到“反帝反军阀”的口号升级

　　把这场演说放在辛亥的延长线上看，其改写痕迹十分清楚。辛亥革命的动员口号以“排满”“光复”为核心，其敌人是清朝统治这一具体对象；而1924年10月10日的口号，敌人已换为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纪念武昌起义，却不止于纪念：1911年的“反清”被升级为1924年的“反帝反军阀”，辛亥的“排满”被重新表述为“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同一个日期，承载的却是一个扩容后的革命定义。

　　这一升级同时完成了一项更隐蔽的工作：把辛亥解释权从国民党独享，改写为各革命阶级共享。“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这句话，说的是实力来源，更是资格来源——既然工农兵学商都是辛亥纪念场上的主体，那么这场革命就不是哪一个党的私产。周恩来不另搞共产党自己的节日，而是借辛亥起义日把工农兵学商挤进纪念场域，完成“辛亥属于全民革命，不止属于国民党”的改写。

　　4.4 同日枪声：纪念如何转入行动

　　年谱紧接着记载：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商团在太平路向游行队伍开枪，打死二十余人，打伤一百多人，还张贴布告，公开要求孙中山下野，欢迎陈炯明回广州主政。同日，孙中山在苏联顾问鲍罗廷、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支持下成立平定商团叛乱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随即抽调北伐军一部回师广州，周恩来、杨匏安等参加临时军事指挥部工作。十五日，在工农群众积极援助下，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广东局势转危为安。

　　从纪念大会到街头枪声，再到临时军事指挥部，前后不过五天。这五天的链条说明，辛亥记忆在1924年的广州不是案头文章，而是当天的动员令：借用双十这一全民承认的日期聚集人群、宣示实力，随即把聚集起来的人群转成护法平乱的力量。辛亥节点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提供了合法的集会理由、现成的情感基础与不容质疑的正当性。

　　4.5 事后总结中的“肃清内部”论

　　10月30日撰写的《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把这场斗争的经验上升为对国民党自身的判断。文章指出广州政府受南方军阀挟持，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让，而时时压迫工人、农民的解放运动，其原因是包围孙中山左右的，大都是些不革命的右派和机会主义者，他们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强调国民党必须让中间分子打破“妥协的心理”，“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听孙中山指挥，与革命的左派联成一气，实行国民革命，才能得到革命的工农群众作革命的基本势力；并断言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革命与反革命。

　　这里的逻辑与双十演说一脉相承，但指向更明确：辛亥遗产的承载者国民党内部已经分化，判断标准不再是党籍，而是革命与不革命。用“革命”作为唯一界限，实际上是把辛亥正统从组织身份中抽离出来，交给一套行为标准来裁决。这为共产党人既留在国民党内、又批评国民党右派，提供了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