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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访先驱足迹 护持历史记忆——周恩来与伦敦孙中山蒙难室的历史关联

 

　　摘要：1921年1月至2月，青年周恩来在旅欧考察期间专程赴伦敦，踏访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旧址（清驻英公使馆，今中国驻英使馆馆址），在比较中西制度后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四十年后（1962—1973），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驻英使馆馆舍重建审议中，否决"出售拆建"方案，明确指示"波特兰街的房子不许出售"，必须按原样重建孙中山蒙难室，并请毛泽东题匾、郭沫若书《纪念孙中山先生》全文嵌墙。从青年时追寻先驱救国足迹，到主政时力主保护革命文物，周恩来以一贯的政治自觉诠释了"现代中国人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的深刻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遗产实事求是、尊崇先行者的正确态度。

　　关键词：周恩来；孙中山；伦敦蒙难室；波特兰街49号；革命文物保护；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关系

　　在这栋使馆楼的三楼里，仍保存着1896年的布置模样，这处地方被称为“孙中山伦敦蒙难室”。当年，这里曾发生过一件惊心动魄的历史大事，孙中山曾被当时的大清政府公使秘密囚禁在这间小屋达14天。

　　一、1921年：青年周恩来伦敦踏访孙中山蒙难处

　　1920年底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1月5日抵伦敦，拟报考爱丁堡大学，因学费过高放弃，留英约五周（住伯纳德街35号学生公寓），为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考察工人运动、议会政治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①

　　据熊向晖回忆，周恩来1963年对驻英代办明确说：“1921年1月，我去英国，住了1个多月……在伦敦时到过波特兰街，感到那里的环境很好”，并反问：“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是不是被关在这个地方？”②这说明青年周恩来专程或顺道造访过清驻英公使馆旧址（波特兰街49—51号）——即1896年10月孙中山被清公使龚照瑗诱捕囚禁13天之处（史称“伦敦蒙难”或“伦敦绑架案”）。③

　　此时周恩来已接触《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伦敦东区调查码头工人罢工、旁听下议院辩论、研读大英博物馆藏书中西政治典籍。踏访孙中山蒙难室，是其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救国探索的致敬——他后来在文章中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周恩来通过比较英式议会民主的阶级局限与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完成了从“钦佩孙文革命”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跃迁。这一经历常被党史叙述用来说明两代革命家“前后相继、殊途同归”。

　　这栋楼正是位于波特兰大街49号的大清驻英公使馆，这条小道就是公使馆的后门，孙中山就这样被绑架了。

　　二、1962年：驻英使馆重建争议中力主保留蒙难室

　　1962年驻英代办处因馆舍（原清公使馆、后为国民党政府驻英使馆）成危房，拟出售购地新建，报外交部待批。1963年秋熊向晖回国述职，周恩来总理主动问及波特兰街房子及孙中山蒙难室细节，听完整段《伦敦蒙难记》经过后严肃指出：

　　“那所房子该不该出售，首先要从政治上考虑……连国民党也知道应该设立孙先生蒙难室，许多华侨和外国人要求参观，而你们居然要卖掉……怎么对得住我们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怎么向崇敬孙先生的华侨和外国朋友交代？怎么向继承孙先生革命事业的中国人民交代？怎么向历史交代？”④

　　周恩来当场拍板：“波特兰街的房子不许出售，就在那里按原来的外观和高度重新建造……要在原来的位置，重建孙先生伦敦蒙难室，必须保持原样……原来插着铁条的窗口，就不要改成玻璃窗。不保持原样，搞得很漂亮，就失去纪念意义，就没有教育作用。”他要求请毛泽东主席书写“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室”制成匾额，请郭沫若书写《纪念孙中山先生》全文嵌玻璃框挂墙上，并说“这件事，我要告诉孙夫人，这对她是一种安慰”。⑤

　　后派建筑师戴念慈赴伦敦实测蒙难室及亚当大厅（Robert Adam设计之18世纪建筑艺术珍品），因英方文物保管会要求保留亚当大厅致拆建受阻。1973年周恩来再次过问此事，重申必须重建蒙难室并保持原样。最终1980年代中国驻英大使馆重建完工，蒙难室按周总理指示复原，1986年胡耀邦同志访英时瞻仰并题匾。⑥

唐宁街致王室的信，要求女王接待胡耀邦，以及伊丽莎白二世会见胡耀邦照

　　三、历史意涵：继承、保护与历史观

　　周恩来与伦敦孙中山蒙难室的四十年勾连，具有三重历史与政治意义：

　　第一，彰显"继承先行者遗志"的政治定位。1956年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明确：“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周恩来以禁止售卖、下令原样重建的实际行动，将这一理论判断转化为文物保护实践，向海内外宣示中共不是“打倒一切”的虚无主义者，而是中华民族优秀革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

　　第二，体现对历史文物的“政治—教育”双重属性认知。周恩来强调蒙难室“不增加、不减少”原陈设，“原样都不变”，反对为美观或经济考量改动——这在今天仍是革命文物“最小干预”“真实性完整性”保护原则的早期典范表述。他反对单纯经济核算（“国家经济虽然有困难……这笔钱不能省”），主张历史纪念物须优先从政治教育功能考量。

　　第三，映照青年周恩来的思想嬗变轨迹。1921年踏访蒙难处是周恩来“西学东渐—比较选择—信仰确立”链条中的重要细节；四十年后力保蒙难室，则是成熟马克思主义者对已选定道路之历史根源的自觉尊重。二者互为注脚：正因为青年时认真研究过孙中山的救国探索并知其局限，才更深切理解先行者价值与中共继起的历史必然性。

　　

　　结语：2026年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青年周恩来1921年循孙中山伦敦足迹追问“救国之路何在”，到1973年临终前仍牵挂“孙中山蒙难室按原样重建”——这是对革命先行者最庄重的致敬，也是对历史记忆最负责的态度。今天，中国驻英大使馆内复原的蒙难室，不啻为一座无声的纪念碑：它告诉我们，一个成熟执政党，必须既敢于开创未来，又懂得珍视来路；既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又不忘记那些在暗夜中最早举火的人。

　　

　　注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1—92页。

　　②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2010年重印），第XX—XX页（载1963年周恩来谈1921年访英及问孙中山蒙难室段落）。

　　③ 孙中山：《伦敦蒙难记》（英文版1897年；中译本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7—106页）。

　　④ 同②，周恩来1963年谈话记录。

　　⑤ 同②，周恩来指示全文。

　　⑥ 新华社电讯：《胡耀邦瞻仰孙中山先生蒙难室》，《人民日报》1986年6月10日第6版。

　　参考文献：

　　[1] 熊向晖.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898—1949)[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3] 金冲及. 周恩来传[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4]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含《纪念孙中山先生》）。

　　（本文作者：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员）